王国维之“眩惑”说与中西美学传统

"眩惑"是王国维结合叔本华"媚美"概念和中国传统美学衍生出的理论,用以指称美学中"壮美"和"优美"的对立面。王国维将"眩惑"置于生活的反面,从中可以透视出一种反生活的美学观,成为近代美学的一股逆潮。

“媚美”与“眩惑”——叔本华与王国维美学范畴比较之一

叔本华在优美和壮美之间又提出“媚美”这一美学范畴,这是他对美的形态分类的一大贡献。这一范畴的提出是与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紧密相连的。王国维的“眩惑”与叔本华的“媚美”在内涵上具有相通之处,同时又包容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蕴。文章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既说明了它们的贡献与意义,又指出了它们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产物的局限性。在理解和使用这对范畴时,我们不能将其合理的内核绝对化。

王国维“眩惑”说的审美解读

受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从审美无利害关系出发,提出"眩惑"范畴。在王国维看来,"眩惑"刺激人的欲望,使人"复归于生活之欲",违背艺术的精神与宗旨,不能使人超越功利、进达纯粹知识。对待艺术中的"眩惑"成分,要因文而异,具体看待,不可以偏概全。要从中国传统美学的雅俗之辨中,发掘其蕴藏的深层意蕴和非凡之美。在艺术和美浸淫着世俗气息的当下,更应从人的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等出发,认识到"眩惑"在满足人性发展方面的肯定性价值及带来的负面影响。

眩惑:一种新文化与旧感觉

当代对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关系的讨论,都是以现代性为出发点的“进步”叙事,而较少思考文化的美感特征。本文以叔本华的“眩惑”定义传媒时代的大众文化,并觕图指出其在多元价值社会背景下对传统美学无功利性原则的挑战。同时,对大众文化的宽容与接受并不意味着取消美的等级,大众文化中仍然存在着大量低俗平庸的现象。传统美学之所以面临困境,不在于它的无功利性,也不在于它的超越性,而是在于它的主体性:将人视为一切价值的来源和标准。这就是传统美学的深刻悖论,当我们用美来呼唤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时,其理论本身恰恰就隐含了主体性的丧失。我们仍然需要寻求意义,但必须重新思考启蒙主义以来的思维方式,而当代艺术的批评标准也应当蕴含于其中。

在神不在貌——论王国维的“眩惑”

王国维早期的理论思想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的审美基本范畴"眩惑"根植于审美超利害学说,对立于"优美"和"壮美",脱胎于叔本华的"媚美"。后在《人间词话》中所引用的"淫词""鄙词"包含于"眩惑"的美学范畴之内,而王国维以"真"为艺术之美的标准,对"淫词""鄙词"大加赞赏,可以看作是对"眩惑"的补充和完善,使其与"媚美"大有不同,这样的转变是王国维以"在神不在貌"的审美方式观照的结果,浸润着中国古典诗学特色,体现了王国维思想的"去西方化"趋势。

“媚美与眩惑”——对于叔本华与王国维美学范畴的分析

叔本华在美的形态分类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美学范畴"媚美",这个美学范畴的提出与叔本华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密不可分。中国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吸收了叔本华原有的美学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把第三种美命名为"眩惑",这也是与他的人生观美术观紧密相连的。文章通过讨论媚美与眩惑所具有的历史承继性,并比较二者在不同时代与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从而对当下文艺作品中泛滥的媚美与眩惑现象进行反思。

论王国维的“眩惑”

“眩惑”是王国维立于中式语境下对叔本华“媚美”的阐释,它实际上是对于美感的界定,因而“眩惑”具有美学意味,是美学范畴。此外,王国维关于“眩惑”的论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标榜着他崇尚典雅,推崇中庸,反对宣泄性情的诗学理念。

当代美学的价值危机及其重建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18世纪以来的经典美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艺术与技术、审美与资本、美感与眩惑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在此历史语境下,美学主要呈现为三种价值形态:批判美学、商品美学和超越美学的美学。对这三个价值维度,我们要辩证地分析它们的解放意义和负面因素。

“艳”范畴在戏曲批评中的积极意义

“艳”在传统文论中被认为具有绮靡眩惑之审美特性,于是,在诗文品评中颇受争议。然而,在戏曲批评中,“艳”却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它表征俊丽的藻采音律、奇巧生新的构局用事,深厚绵长的情致,可以促进曲作的传唱搬演,是戏曲“本色”之体现。“艳”与传统诗文的审美准则相调和,亦可促成戏曲雅俗共赏之审美准则的形成。

考场快速作文的心理调适

学生在考场快速作文时常见有眩惑感,移情现象和失控感三种消极心理。作为教师,应提前教授他们做好这三种消极心理调适的思想准备,防患于未然。

论晚明士人群体的物化审美风尚

晚明士人群体的恋物、玩物行为是一种眩惑于生活之欲的物化审美,暗含着一种生活之欲不断强化自身的思想逻辑。物化审美风尚推动了生活化的博物学的兴起,并冲击了晚明社会的等级制度、文化格局。晚明士人挑战'玩物丧志'的物论话语建构起一种消解存在价值,以感性体验为目的、以表演为方法的整体性生活哲学,理性的缺失、厌世和颓废情绪的蔓延是其最为显著的文化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