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与验证——基于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目标家庭瞄准效率的调研数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贫困农户作为瞄准单位,其运行成功与否取决于制度实施中目标家庭瞄准的准确性。本文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产指标体系,对低收入农户生计资产进行量化分析,试图达到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标家庭准确瞄准的目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可以直观地显示农户生计资产的组合及其配置状况,可用来判断农户整体生活状况,并可对低收入农户进行准确排序。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方法不失为提高制度瞄准效率的一种有益尝试。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与减贫效果分析——基于北京、河南、山西三地的调查

本文基于在北京、河南、山西三地所做的实地调查,分析我国当前低保制度的瞄准效率、减贫效果以及影响贫困户获得低保的因素,重点考察低保附加值对减贫效果的影响。我们发现低保制度存在较大的瞄准偏差,并且保障水平没有严格按照补差标准实施,降低了低保制度的减贫效果。在考虑低保附加值后,低保制度的减贫效果略有上升,其中北京地区提高幅度最大。此外,深入访谈结果表明制约低保制度瞄准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很难核实家庭收入,特别是务农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建议推广代理家计调查的瞄准方法、提高低保标准和保障水平、完善监管机制以及加强基层队伍建设。

城乡低保制度瞄准效率评估

瞄准效率是社会救助研究中富有争议的命题。在精准扶贫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城乡低保制度瞄准效率评估日益受到关注,总结这一议题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能够为我国社会政策评估创新、反思社会救助体系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已有评估研究集中于低保制度目标群体的界定、瞄准方法、瞄准效率测量和瞄准偏差影响因素等议题,对低保政策认定标准的维度、家计调查和社区瞄准方法的利弊、以及瞄准偏差现象的成因展开了充分探讨。目前,基本形成了城乡低保制度存在一定瞄准偏差的研究共识,其"漏保、误保"等瞄偏比例的估计则有歧见,低保瞄准偏差的成因分析聚焦于制度结构和主体行动两个层次,瞄准过程中政策环境、客体等影响因素的探讨尚不够充分。未来研究展望在于深化低保制度功能定位与政策目标分析、识别影响低保瞄准结果的因素类型和推动针对城乡低保受助家庭的社会心理评估。

数字治理与现金转移支付瞄准效率

在走向共同富裕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呼声日益高涨。较高的瞄准偏误是扩大对居民转移支付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研究数字治理对现金转移支付瞄准效率的影响,对扩大对居民转移支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21年的五轮数据,利用“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上线这一冲击,研究了核对系统对低保瞄准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核对系统显著降低了低保的错保率,并且核对系统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核对系统主要通过降低审核工作成本、提高核查质量和提升资格认定过程的公正程度提升瞄准效率。核对系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在偏远、宗族势力强、人口流出比例高的地区效果更加明显。由于接入养老金信息,核对系统对降低老年家庭的错保更显著。核对系统虽然加大了低保清退力度,但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排斥没有增加,也未增加低保清退引发的不满。此外,核对系统在降低漏保方面尚未发挥积极作用。本研究表明,核对系统为精准扩大再分配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瞄准效率及消费效应

基于2011—2012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基线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本文考察了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即农村低保)的瞄准效率,使用断点回归方法评估农村低保的消费效应。结果显示,农村低保补助金水平较低,反贫困的作用有限,减贫的幅度只有1%左右;农村低保瞄准失效,低保流向非贫困家庭的漏损率为10%,把贫困家庭排除在外的排斥率高达84%;低保对农户的食品消费、非食品消费及总消费均无显著影响。倾向值匹配(PSM)方法稳健性检验同样支持该结论。

住房保障政策瞄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北京市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证

为探讨住房保障政策效率,本文分别运用Prob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实证测算了北京市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瞄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从住房保障政策瞄准效率看,廉租房明显高于经济适用房,并且,随着政府保障能力的提升,提高住房保障收入标准和瞄准效率之间将是一个两难选择;(2)在住房保障收入标准较低时,一些显性指标可以用来作为识别保障对象的辅助性工具;(3)从廉租房瞄准错误的原因看,目标家庭所在社区规模越大,出现第Ⅰ类瞄准错误的可能性越大。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瞄准效率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本文使用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收入、健康、教育、饮用水、燃料和环境卫生六个维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仅考虑单一的收入维度贫困和多维贫困时识别贫困户差别,研究发现:多维贫困视角下,仅考虑收入维度的贫困户识别方法有效覆盖率仅为12.09%,瞄准效率较低;属于多维贫困户而非收入贫困户的漏出率达到87.91%,属于收入贫困户而非多维贫困户的误评率达到43.03%,因此,从单一收入维度向多维贫困识别方式转变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就贫困户本身而言,其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漏出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贫困人口的误评具有正向影响。

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率、减贫效应及减贫方案选择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计算了各项政府转移支付的垂直支出效率、溢出指数、减贫效率、贫困距效率,以及扶贫资金等额分配方式和等比例分配方式两种情况下各项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结果发现:(1)扶贫特征明显的政府转移支付(五保、低保和特困户补助)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相对更高,将养老金看作市场收入结果变化不大;(2)扶贫资金等额分配方式和等比例分配方式下,瞄准农村地区的总减贫效应大于瞄准城市地区,瞄准西部地区的总减贫效应大于瞄准中部和东部地区;(3)与等比例资金分配方式相比,等额资金分配方式的减贫效应更大;(4)特困户补助和五保的减贫效应随贫困线上升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扶贫工作应当提升政府转移支付(尤其是五保、低保和特困户补助)的瞄准效率,建立面向贫困家庭的瞄准机制,给予极度贫困家庭更高的权重,并设置合理的贫困线。

我国社会保护再分配效应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对由社会保险、就业市场项目、社会救助计划(这三个领域合称为公共转移支付)及私人转移支付四领域构成的社会保护系统在再分配方面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特困户、低保、五保户等项目的累进性较高;社会福利的获得主要来自于瞄准效率而非规模效率;公共转移支付使得贫困率下降10%左右,基尼系数下降7%左右,养老金有最大的减贫效应;养老金减少城镇贫困和不平等的作用强于农村。最后,分别模拟了养老金变动和低保只流向最低收入水平家庭时,再分配及收入-成本比率的变化情况。

收入是低保制度的唯一认定标准吗？--基于政策文本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标准不一是低保制度瞄准效率相关研究聚讼不已的重要原因。在低保制度变迁背景下,"收入—财产标准"的产生源自于政策演进的自身逻辑。文章在政策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收入—财产标准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收入—财产标准的实际影响与瞄准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收入—财产标准对低保认定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城乡低保制度瞄准效率有待提高,政策文本外的多重因素影响着低保救助资源的分配。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低保救助资源相对充足、政策执行者的自由裁量与社会救助体系中的功能叠加。通过政策创新实现政策设计与制度实践的良性互动是完善低保制度的方向。

社会救助如何才能减少贫困?--20世纪末至今的中国社会救助研究

尽管学术界普遍认同社会救助是反贫困的社会政策,但是关于社会救助如何才能反贫困却争论不休。本文建构了分析社会救助反贫困功能的研究框架,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的瞄准效率、社会救助的保障水平、社会救助的功能定位三个方面(或步骤)。应用该分析框架,本文对我国主要的社会救助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以上分析框架基本上可以概括20世纪末期至今我国社会救助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呈现了我国社会救助研究的主要纷争。社会救助反贫困功能的发挥需要综合考虑瞄准效率、保障水平和功能定位等三个因素。

隐瞒信息、寻租与保障房错配

审计署及部分省审计厅发布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结果表明,部分不符合条件家庭"不应进却进""应退却未退"保障房,造成了部分保障房错配。在上述典型事实的基础上,厘清造成保障房错配的各影响因素,进而构建不符合条件家庭与保障房分配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博弈模型进行不对称信息静态博弈分析,求解不符合条件家庭隐瞒信息或寻租行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因此,为了提高保障房的配置效率,需要提高监管精准度、降低监管成本、加大处罚力度、压缩保障房利润空间等。

最低生活保障瞄准率及其对救助效应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千村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21年广东千村调查数据,基于广东省民政厅制定的低保户认定细则,测算了广东农村地区的低保瞄准效率,探究了导致低保瞄准偏差的原因,并进一步估计了瞄准偏差对低保救助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如果严格按照广东省低保户认定细则,低保的漏保率为89.5%,错保率为35.3%。当进一步考虑残疾人的事实贫困时,低保的漏保率为87.8%,错保率为23.3%。本文测算的漏保率水平与现有文献的发现相当,但错保率处于较低水平。其次,错保可能与乡村扶贫政策间的非有效衔接,以及部分家庭中有残疾成员相关,但无明显证据表明与精英俘获有关。漏保则可能与低收入家庭过高评价自身经济条件,以及对低保政策不了解相关。再次,瞄准偏差会削弱低保的减贫效应,产生福利依赖效应,并降低居民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正面评价。最后,修正瞄准偏差后,低保在降低物质多维贫困、降低家庭中有未工作劳动力的概率和增进基层治理正面评价三方面的效应均有所增强,增强的效应分别占修正瞄准偏差前低保户样本均值的8.8%、55.3%和7.8%。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有效衔接各类扶贫政策、完善“政策找人”机制、加强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是提高瞄准效率、增强低保救助效果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