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集成与部门协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流程再造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A县“矛调中心”为例

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复杂化、综合化特征的背景下,调解资源的集中下沉集成和各类调解组织的协同配合成为基层矛盾调处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浙江省A县通过组建县级“矛调中心”这一实体机构,实现了群众解忧的“最多跑一地”,是基层矛盾调处新的制度供给。通过系统集成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物理位移到“矛调中心”,并以部门协同的方式使各组织间实现资源互补和达成目标共识。“无差别受理”、事件协同处置、执纪问责作为关键运作机制保障了中心的高效运转和闭环管理。县级“矛调中心”树立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矛盾调处理念,构建了党领导下的县级矛盾调处共同体,形成了从分散管理到集成服务的矛盾调处方式,是更好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具体实践。

纠纷分层过滤模式的探索与检视——以N市法院入驻矛调中心的实践为基础

随着纠纷数量的急剧增长,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不仅成为近年来我国司法政策和诉讼改革的主要目标,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构建来缓解人案矛盾也再度引起关注和重视。浙江近年来通过建设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矛调中心”所形成的分层过滤解纷模式,对此提供了探索经验和实践样本,不仅有效降低了案件数量,而且为法院转换角色定位提供了条件。通过观察N市法院入驻矛调中心的实践情况,可以进一步检视这种模式的优势、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为一种新型解纷模式,矛调中心的分层递进解纷体系在运行管理、解纷资源、司法参与、分流机制等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矛调中心”的功能解构与路径优化——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视角

浙江省矛盾纠纷调处与化解中心(简称“矛调中心”)瞄准矛盾纠纷源头,致力于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陷入了结构–功能层面的困境,亟待解构和优化。运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AGIL图式,从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功能四方面对矛调中心运行机制进行了解构和梳理。同时,以默顿功能分析范式深度解析了该机制面临的整合功能困境。针对整合功能的弊病,提出增强部门协调联动能力、夯实基层力量、统一形式性和实质性作用的路径优化建议。

浅谈司法鉴定融入矛调中心的意义与实践

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的法治发展史,分析司法鉴定与依法治国背景下矛盾纠纷调处的关系,为司法鉴定更加深入地融入矛调中心,为配合党委政府开展诉源治理工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思路,推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始终遵循法治的基本理念,促进司法鉴定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双网互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以T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为例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协同化解需要行政调解网络与社会调解网络的要素协作与功能耦合,双维网络的互嵌逻辑为破解矛盾纠纷调解障碍、实现协同治理增量提供新路径。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生成理路包括三大核心节点:重组协同治理理论要件,追踪挖掘矛盾纠纷化解多元模式的实践行动与运行机制,以及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共同体。协同调解网络的互嵌融合有赖于共识塑造、制度设计、能力建构、条块结合等治理要素的共同作用,矛盾纠纷的多元调解机制及运行模式推动治理方式优化、网络关系重塑与多维空间缔结,激活并优化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调解体系。互嵌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为重建协同秩序、畅通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与协同治理的融合通道提供了新的实践进路。

基层信访制度的流程重塑及治理实效——以D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实践为例

信访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制度体现,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信访制度在负面信息反馈、社会危机预警、决策优化辅助、政治参与补充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随着共同富裕的不断推进,新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社会矛盾调处呈现复杂化、综合化趋势,对信访工作的目标和理念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当下的信访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以D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后简称矛调中心)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其资源集成、主体多元、数据治理等具体做法,分析该县矛调中心在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治理效能,以期完善该县的基层治理机制,探索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对策。

诉源治理下的温州金融ADR机制优化路径

作为金融改革的先行者,温州在金融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同时也带来了新型的矛盾和多样的纠纷。在诉源治理方面,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初见成效。依托全省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设立,金融矛盾治理迈向新阶段。温州金融ADR机制是诉源治理工作的一部分,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则提供了软件上的支持,“一站式”解决问题的矛调中心为金融ADR机制提供了硬件上的优化。针对温州金融纠纷的特点和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在矛调中心基础上优化温州金融ADR机制的建议。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注重“治病于未病”

现阶段很多地方正在大力建设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虽然对于及时受理和快速解决群众的矛盾纠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大部分还未能做到从源头上抑制矛盾纠纷的产生,实现“治病于未病”。对此,一方面,应从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视角重新定位矛盾调解工作,在社会综合治理的整体框架下建构多元、多层次矛盾调解体系;另一方面,应优化“矛调中心”这一实体的工作流程与机制,引导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进来,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力量。

整体治理视角下浙江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困境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C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县域矛盾化解机制进行研究,发现了矛调中心在业务协调方面存在协调理念仍需革新、协调效能仍需加强的问题;在平台整合方面存在数据整合缺乏统筹、权利责任关系异构的问题;在矛盾化解方面存在化解过程边界不清、化解方式正和缺位的问题。因此,县域矛盾调处化解机制未来的发展应该以制度理性和高质量公共服务为理念导向,实现从“最多跑一地”到“一地都不跑”的革新;应该以信任为核心,以政治、法律责任为枢纽,进行机制优化,重构条块、公私关系;应该通过技术赋能、党政统领进行治理驱动,实现从整体性治理走向整体智治。

浙江省C县社会矛盾化解模式的发展现状与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问题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挑战。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层的社会治理和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因此,本文对基层社会矛盾化解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研究选取浙江省C县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社会矛盾化解的研究形成四大整体性县域矛盾化解机制,深度剖析C县”矛盾调解中心“在“最多跑一地”改革前后协调探索、整合探索、责任探索、规范探索四方面的探索。

推动诉源治理机制实质化运行的浙江经验与制度省思

近年来浙江积极推进诉源治理改革,取得了一定实效但也存在源头预防纠纷措施难以落实、矛调中心分流纠纷有限以及法院主导诉前调解格局未变三大制度缺漏。究其原因,长期实践难题未能得到有效突破。未来应设置奖励机制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赋中心调度权统筹,夯实多元主体责任,创新法治力量引导方式,以此更高质量深化诉源治理。

诉源治理的理论、实践及发展方向

以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综合治理为特点的诉源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的有效路径。它有机融合了我国传统“无讼”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也契合了当前世界各国纠纷解决体系变革的发展潮流。未来发展方向,应当是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构建党政主导的诉源治理大格局,同时从观念上、立法上、体制机制上彻底重构解纷体系,推动纠纷化解模式从“诉讼中心主义”转向“诉讼与非诉并行主义”,真正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

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进路——以浙江县域社会治理改革目标和路径为视角

党的二十大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县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场域,实现矛盾纠纷化解的基本方向在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浙江以矛调中心建设为牵引的县域社会治理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打造具有浙江辨识度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以从价值、主体、方法、规则四个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