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知情不同意原则的适用及其限制

随着患者自我决定权的不断发展,患者不仅应享有知情后同意的权利,更应当享有知情后不同意的权利。"患者知情不同意的原则"主要包括患者在知情后选择治疗方法的权利,特别是对个人的生存方法的选择,但其仅适用于民法领域,一旦涉及到传染性疾病时,患者的该项权利及知情不同意原则便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论知情同意原则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中的适用性

在步入“后隐私”时代的背景下,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频发,这就对加强保护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的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知情同意原则是信息主体实现个人信息自治的重要工具。在把握信息业者驱利动机、信息主体便利动机的基础上,探讨完善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路径,以平衡信息的多元价值,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的良性发展。

“知情同意原则”的出罪困境及其化解

“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出罪事由在应然视角上具有合理性。但在实践中,“知情同意原则”因缺乏对于“形式告知不足”与“实质同意欠缺”两种瑕疵的定型化分析而陷入出罪困境。对此,应当重回刑法规范目的,以“被害人同意”原理展开实质的类型化分析。在“形式告知不足”中,应当借助“法益关系错误说”划定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范围,以确定信息主体的“同意”能否对全部信息处理行为做出有效同意;在“实质同意欠缺”中,应当考虑信息主体产生“理性瑕疵”的主要原因,当该“理性瑕疵”能够归责于信息处理者时,则不能以“知情同意原则”出罪。

知情同意原则在个体基因信息保护中的适用困境与超越

随着技术本身的更新迭代加之社会环境的塑造,现代生命技术的研究对象早已从整体意义上的人转向微观的基因数据和生物样本,这一转变使得作为传统医学伦理首要准则的知情同意原则在适用于个体基因信息保护时的正当性基础地位受到质疑。面对困境,应对知情同意原则的传统模式与实现方式进行灵活的因应性调整。在知情同意的模式选择上,要从“个体的一次性特定同意”走向“共同体的动态概括同意”,建立持续有效的信息披露与动态同意机制。在知情同意的具体适用上,要合理地制定匿名化基因信息的再识别规则,完善特殊主体的知情同意适用规则及特定场域下知情同意的排除规则。对于包括募集利益、专利利益和投资利益等超出知情同意范围的基因利益,要赋予受试者基因利益返还请求权,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上述问题的解决将有效地推进知情同意原则的改良和创新,实现知情同意原则的成功解困,从而推进大数据时代个体基因信息保护与共享的良性互动。

数字化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困境与破局思路

数字化时代信息的爆炸性增长使得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更加难以获得有效的同意,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削弱了个人控制其信息的能力。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帝王原则其本身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在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不对等的关系中,权利人的同意是对于信息处理者最好的限制,适用的困难不能作为动摇制度架构的理由。通过考察知情同意原则的形成过程,归纳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结构,进一步分析知情同意原则中国化过程中的嬗变、存在的问题,以及大数据对知情同意原则适用造成的具体冲击,在此基础上可以提出上述双重困境之下知情同意原则可能的破局思路。其一,在法律层面确立知情同意原则“充分告知+实质同意+同意例外和撤回”的规范结构;其二,可以参考互联网领域的多元规制理论,充分发挥平台治理的能动作用,引入风险评估机制等多元路径,以知情同意原则为基点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的综合性框架。

知情同意原则在网络隐私政策中的适用路径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利用给人们的信息隐私带来了巨大的威胁。知情同意原则是信息收集者采集信息主体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而网络隐私政策是互联网企业实现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告知—同意”效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网络隐私政策实际披露情况的研究,发现知情同意原则在网络隐私政策中存在知情原则缺位、同意原则虚化及用户事后权利难以救济等问题。对此应建立以分层同意、风险评估为导向的动态知情同意模式,优化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体系,采取行政监管、公司治理与行业自治结合的治理结构。

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人信息处理中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中心的考察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予以规定,其将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规定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其他无需信息主体同意即可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情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其本身具有的紧迫性以及涉及到的重大公共利益,在此期间限制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存在必要性与合理性。然而因公共利益的非至上性以及处理个人信息需具有明确目的之限制,《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完全否定知情同意原则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而是强调在必需情形下方可限制。为充分保障知情权,处理个人信息时保留知情规则;通过比例原则的检验明确限制知情同意原则时需遵循合理目的标准与最小损害标准。

知情同意原则在私域的适用——以利益平衡为视角

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价值越发显著。商业主体虽然不具备公主体的身份,但其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信息掌握程度与专业能力仍然使其超然于普通私主体的身份,俨然已成为鸡蛋对面的高墙。大数据时代的知情同意原则应当以增强个体的同意能力,确保实质同意为目的,但也不可严格适用同意原则而不顾商业利益的减损。在进行商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时,应当严守个体核心利益的红线,在此前提下促进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

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困境与破局思路

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帝王原则,其本身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适用的困难不能作为动摇制度架构的理由。通过考察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困境,分析知情同意原则适用困难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明确和简化告知事项,采用显著标识告知形式完善告知义务履行;构建“理性人”标准的隐私政策,建立动态同意机制和同意撤销机制增强同意有效性;以及落实侵权救济和赔偿制度,加强对信息处理者的监督与管理,进而提供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知情同意原则的破局思路。

《个人信息保护法》背景下知情同意原则适用的困境与出路

知情同意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是信息处理的基础。信息处理者无需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即可收集利用相关信息,知情同意原则被依法豁免。然而,该原则的缺失加之大数据的广泛运用,已然形成涉疫信息泄露的巨大风险,相关案件层出不穷。建立信息处理分级制度可以为此提供出路。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适用的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学习等方方面面带来便利与快捷,深刻推动着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繁荣。但在此过程中,个人信息也面临着随时被泄露的巨大风险。虽然近年来我国立法越来越重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但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的具体落实还是遇到了各种问题。文章针对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现有机制提出新的完善建议。

知情同意原则中的医者因素

美容医学不仅局限于医学范畴，而且涉及社会、心理、伦理等诸多领域。中国的美容医学工作者对美容医学的伦理学原则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4个原则，即整体上的不伤害原则、局部微创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及尊重和保密原则。这对整个整形美容医疗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意志自由与生命价值的对峙——精神医学领域知情同意原则泛化的伦理分析

知情同意原则在精神医学领域存在严重的泛化现象。医学技术与疾病治疗之间的不同步性表明,单纯依靠技术理性探寻知情同意原则泛化的根源必将陷入困境,解读该原则本身的伦理涵义为其伦理根源的追溯提供了除反思经验判断与医学技术局限性外的破冰之旅。人类意志自由与生命价值在精神医学领域里的尖锐对峙是这种泛化的伦理根源。

从知情同意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看其所保护之权利及其性质

在知情同意原则的发展历程中,不管是对“同意”缺失还是“知情同意”缺失的关注,都彰显了对患者的自主权和自身权的尊重。在信息披露是否充分的判定方面,从以“医师”为导向的客观化披露标准到以“患者”为导向的主观化披露标准的演变也为患者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的保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在“伤害”诉因和“疏忽”诉因的选择上,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立论基础也在于患者的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从知情同意原则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窥视出,知情同意原则所保护的权利是患者的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是一种人格权,是一种可从国家宪法文本中找到落脚点的宪法权利,是一种在强制医疗场合可对抗国家政府行为无合法根据侵入的自由利益,是一种消极面和积极面两面一体的权利。

论中国家庭文化对知情同意原则实践的影响

中国特有的家庭文化发端于宗亲制度,成熟于儒家思想。它以家庭为核心,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义务,在保护家庭成员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文化对知情同意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患者利益主体以及主体的权利责任的确定和保障等方面。其积极的影响主要是它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和家庭整体的利益;有利于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感,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促进家庭和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患者和家庭之间主体的确认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主体权利与责任问题。我们应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努力在实践中解决存在的问题。

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原则

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具有唯一性、可识别性、高度敏感性等特征,对其不当获取、使用都会对权利人财产权、人格权等造成损害,因此应当予以特殊保护。知情同意作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领域的重要原则,在现阶段面临着难以有效保护信息权利主体合法权利的困境,一方面,信息处理者不告知、不如实全面告知,使得权利主体的知情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在未能完全知情情况下做出的同意存着效力瑕疵。故有必要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予以规范,对知情同意原则加以完善,从而更好地保护信息权利人的生物识别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适用的困境与出路

“知情同意”是信息收集者合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前提,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极其重要,正如有学者所言,“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重要性相当于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之完善——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例

对知情同意原则进行完善既是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更是我国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欧盟2016年4月27日通过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欧盟现有知情同意原则的完善对我国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知情同意原则是信息自决权的前提和基础,是信息处理正当性的一般依据和特殊依据,但并非信息处理正当性的唯一依据。我国未来立法应正确认识同意的价值定位、明确有效同意的五个要素、构建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同意规则、规定同意的举证责任倒置、加强儿童信息处理同意的保护。

落实知情同意原则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1知情同意原则概述1．1知情同意原则历史渊源知情同意原则是医学伦理观念发展的产物，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以人体实验为名对人权进行大规模侵害，使人类重新审视原有的以医方为主的医学伦理规范。1947年8月《纽伦堡法典》第一次确定了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权是医学科研工作者保障受试者基本权益，维护人类尊严的体现，任何违背知情患者同意都是不道德的，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纽伦堡审判之后，”知情同意”原则逐渐成为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伦理学问题之一。

人脸识别信息收集与使用过程中知情同意原则的修正

人脸信息是大数据背景下蕴含发展红利的潜力资源。经由人像采集技术收集而成的人脸面部特征信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的范畴,在信息收集、共享、传输、分析和存储方面应当设定比个人一般信息更高的保护门槛。现行法律框架构建了以知情同意原则为基石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但该原则的适用在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中局限于形式上的同意,或由于地位的不对等、技术非对称性而被掏空同意内核。鉴于此,必须在坚守知情同意原则首要正当性来源的前提下根据人脸信息的特征对其进行局部修正,保障知情基础,建立标准化的司法风险评估制度,严格限制人脸信息的社会控制,增加特殊删除请求权,扩展数据安全的公益诉讼内容,以回应大数据时代公民信息流动和保护的正当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