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知情不同意原则的适用及其限制

随着患者自我决定权的不断发展,患者不仅应享有知情后同意的权利,更应当享有知情后不同意的权利。"患者知情不同意的原则"主要包括患者在知情后选择治疗方法的权利,特别是对个人的生存方法的选择,但其仅适用于民法领域,一旦涉及到传染性疾病时,患者的该项权利及知情不同意原则便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知情同意原则中的医者因素

美容医学不仅局限于医学范畴，而且涉及社会、心理、伦理等诸多领域。中国的美容医学工作者对美容医学的伦理学原则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4个原则，即整体上的不伤害原则、局部微创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及尊重和保密原则。这对整个整形美容医疗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意志自由与生命价值的对峙——精神医学领域知情同意原则泛化的伦理分析

知情同意原则在精神医学领域存在严重的泛化现象。医学技术与疾病治疗之间的不同步性表明,单纯依靠技术理性探寻知情同意原则泛化的根源必将陷入困境,解读该原则本身的伦理涵义为其伦理根源的追溯提供了除反思经验判断与医学技术局限性外的破冰之旅。人类意志自由与生命价值在精神医学领域里的尖锐对峙是这种泛化的伦理根源。

从知情同意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看其所保护之权利及其性质

在知情同意原则的发展历程中,不管是对“同意”缺失还是“知情同意”缺失的关注,都彰显了对患者的自主权和自身权的尊重。在信息披露是否充分的判定方面,从以“医师”为导向的客观化披露标准到以“患者”为导向的主观化披露标准的演变也为患者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的保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在“伤害”诉因和“疏忽”诉因的选择上,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立论基础也在于患者的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从知情同意原则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窥视出,知情同意原则所保护的权利是患者的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是一种人格权,是一种可从国家宪法文本中找到落脚点的宪法权利,是一种在强制医疗场合可对抗国家政府行为无合法根据侵入的自由利益,是一种消极面和积极面两面一体的权利。

论中国家庭文化对知情同意原则实践的影响

中国特有的家庭文化发端于宗亲制度,成熟于儒家思想。它以家庭为核心,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义务,在保护家庭成员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文化对知情同意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患者利益主体以及主体的权利责任的确定和保障等方面。其积极的影响主要是它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和家庭整体的利益;有利于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感,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促进家庭和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患者和家庭之间主体的确认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主体权利与责任问题。我们应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努力在实践中解决存在的问题。

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原则

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具有唯一性、可识别性、高度敏感性等特征,对其不当获取、使用都会对权利人财产权、人格权等造成损害,因此应当予以特殊保护。知情同意作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领域的重要原则,在现阶段面临着难以有效保护信息权利主体合法权利的困境,一方面,信息处理者不告知、不如实全面告知,使得权利主体的知情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在未能完全知情情况下做出的同意存着效力瑕疵。故有必要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予以规范,对知情同意原则加以完善,从而更好地保护信息权利人的生物识别信息。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之完善——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例

对知情同意原则进行完善既是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更是我国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欧盟2016年4月27日通过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欧盟现有知情同意原则的完善对我国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知情同意原则是信息自决权的前提和基础,是信息处理正当性的一般依据和特殊依据,但并非信息处理正当性的唯一依据。我国未来立法应正确认识同意的价值定位、明确有效同意的五个要素、构建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同意规则、规定同意的举证责任倒置、加强儿童信息处理同意的保护。

落实知情同意原则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1知情同意原则概述1．1知情同意原则历史渊源知情同意原则是医学伦理观念发展的产物，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以人体实验为名对人权进行大规模侵害，使人类重新审视原有的以医方为主的医学伦理规范。1947年8月《纽伦堡法典》第一次确定了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权是医学科研工作者保障受试者基本权益，维护人类尊严的体现，任何违背知情患者同意都是不道德的，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纽伦堡审判之后，”知情同意”原则逐渐成为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伦理学问题之一。

人脸识别信息收集与使用过程中知情同意原则的修正

人脸信息是大数据背景下蕴含发展红利的潜力资源。经由人像采集技术收集而成的人脸面部特征信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的范畴,在信息收集、共享、传输、分析和存储方面应当设定比个人一般信息更高的保护门槛。现行法律框架构建了以知情同意原则为基石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但该原则的适用在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中局限于形式上的同意,或由于地位的不对等、技术非对称性而被掏空同意内核。鉴于此,必须在坚守知情同意原则首要正当性来源的前提下根据人脸信息的特征对其进行局部修正,保障知情基础,建立标准化的司法风险评估制度,严格限制人脸信息的社会控制,增加特殊删除请求权,扩展数据安全的公益诉讼内容,以回应大数据时代公民信息流动和保护的正当需求。

论知情同意原则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中的适用性

在步入“后隐私”时代的背景下,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频发,这就对加强保护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的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知情同意原则是信息主体实现个人信息自治的重要工具。在把握信息业者驱利动机、信息主体便利动机的基础上,探讨完善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路径,以平衡信息的多元价值,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的良性发展。

临床上贯彻知情同意原则的伦理难题分析

知情同意原则是临床上处理医患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应用非常广泛,但医务人员在实施知情同意原则时往往面临两难或多难伦理选择。文章分析了此类伦理难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伦理难题的建议。

怎样运用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是临床上处理医患关系的基本伦理准则之一.它既是患者的权利,又是医务人员的义务.作为医务人员,应该怎样履行好这一义务呢?

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法的再思考——以讲授“知情同意”原则为例

案例教学法是医学伦理学教学中运用比较广泛的一种教学方法.本文从案例教学法的内涵入手,深入分析目前案例教学法存在的五种误区,在此基础上以讲授"知情同意"原则为例,进一步探讨案例教学法的具体实施.

“自冒风险原则”审视下医疗风险的分配——兼论对知情同意原则的新诠释

社会风险分为某项社会活动所固有的风险以及由于经营者的过错所导致的风险,在自冒风险原则的指导下,社会活动固有的风险是由活动的参与者自己承担的。自冒风险原则作为自罗马法以来社会普遍接受的风险分配的基本原则,理当运用于医疗这一高风险的活动中来指导风险的分配,亦即应由患者承担医疗的固有风险,而可能存在的因医方过错而造成损害的风险则由医方承担。从自冒风险原则的角度对知情同意的原则进行了新的诠释,具体表现为知情同意书作为证据,是患者就医疗固有风险自愿承担的宣告。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的边界——以规则与原则的区分为切入点

知情同意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规范,甚至被视为一项基本原则。然而,从规则与原则在体系定位、法律适用及逻辑结构的差别可知,知情同意不是原则而是规则。规则具有“一般—例外”的结构,尽管知情同意存在例外,但无法否认其作为一般规则的功能定位。因此,研究工作应聚焦在事实和规范维度,厘清知情同意的边界。法律事实层面,同意行为是侵权免责事由、个人信息处理合法依据和准法律行为;其表示方式应以明示为原则、默示为例外,且不允许拟制。在法律规范视角下,问题在于如何权衡多元利益来确定知情同意的适用范围。由于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价值—规则”的双层理论结构,各种学说因价值基点的分歧而始终莫衷一是。有鉴于此,可使用正当必要、公开透明、信息自主、公域保留以及效率等原则作为重叠共识,形成价值与规则间的中层结构以推动法律议论,并借由原则碰撞来确定知情同意的限定条件和例外情况。

医疗知情同意权的现实法律意义与例外原则

知情同意体现了对患者人格、自主性和生命的尊重,在医患关系中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赋予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初衷和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当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与生命健康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医生的合理选择应该是尊重和维护患者更根本的权利——生命健康权.

知情同意原则在个体基因信息保护中的适用困境与超越

随着技术本身的更新迭代加之社会环境的塑造,现代生命技术的研究对象早已从整体意义上的人转向微观的基因数据和生物样本,这一转变使得作为传统医学伦理首要准则的知情同意原则在适用于个体基因信息保护时的正当性基础地位受到质疑。面对困境,应对知情同意原则的传统模式与实现方式进行灵活的因应性调整。在知情同意的模式选择上,要从“个体的一次性特定同意”走向“共同体的动态概括同意”,建立持续有效的信息披露与动态同意机制。在知情同意的具体适用上,要合理地制定匿名化基因信息的再识别规则,完善特殊主体的知情同意适用规则及特定场域下知情同意的排除规则。对于包括募集利益、专利利益和投资利益等超出知情同意范围的基因利益,要赋予受试者基因利益返还请求权,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上述问题的解决将有效地推进知情同意原则的改良和创新,实现知情同意原则的成功解困,从而推进大数据时代个体基因信息保护与共享的良性互动。

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以信息自决联结知情与同意权能。儿童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由父母替代决定是履行父母职能的重要内容。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父母知情同意原则的基础地位得到加强。文章以美国《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蓝本,审视我国现有立法中父母知情同意原则的制度基础,从民事立法为主的多元保护路径、儿童数字年龄、儿童网络服务内容、实施中的技术要求以及处罚机制5个方面完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进而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