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系统论分析

从系统的整体性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可知:"知行合一"是一个由目的、手段和根据构成的有机整体;知行的本来体段就是合一的,而语言的遮蔽、私欲阻碍和析心理为二的剧场假相,使得知行分离,这三者都背离了"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要求;个体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就必须在事亲事君、交友治民等具体实践中,通过致良知的努力,体认知行合一的真谛,为善去恶,成就个人的德性,这样才能实现安天下之民的目的。从系统的层次性审视阳明哲学可见,阳明虽然看到了个体的知和行、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心的社会性和个性、道德的自觉和自愿、为学和生活等两两之间,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受时代所限,其伦理学说系统仍然只有社会关系和伦理政治两个层次,缺少了物质生产这个根本层次,故其知行合一说的深度和说服力不够。

古今语境中的“知行合一”说

古代语境中的“知行合一”学说,作为心学的成圣工夫论,本为解决理学的内在症结而提出。在现代语境中,“知行合一”被频繁提起,革命家从中汲取革命精神资源,学者则视其为反省传统欠缺的一个参照。“知行合一”说在古今语境中有不同的叙述,考察其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古今关系问题的理解。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与中华民族伦理精神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在社会实践与伦理道德领域 ,具有适应各个时代的精神内涵。阳明本人就是把“知行合一”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典范。阳明的乡约模式及其在明代中后期的推行 ,恰好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说的社会实践价值。这一文化底蕴对于形成中华民族伦理精神和民族性格 ,曾经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 ,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长期以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似乎因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而遭到否定和抛弃。这在理论上是极其片面的,实践上也是无所补益的。本文试对“知行合一”说作个重评,以就教于哲学界同仁。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启示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贯通知与行,规避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两种弊病,这对当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启示意义。在"知行合一"这一话语体系下,根据时代需求,吸取王阳明的伦理智慧,扬弃其封建道德的阶级局限性,充实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之一。这一路径是通过化规范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而实现的。重视实践,倡导"知行合一",这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小析

“知行合一”说是王守仁哲学思想的核心。剥开“知行合一”说的唯心主义外壳,是不难发现其关于知行关系的合理内核的。本文试就王守仁对知行关系的合理论述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不当之处,敬请同志们赐教。

王阳明的忧患意识与“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充满忧患意识之学,这在其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开始提出的“知行合一”论说中已略见端倪。

王阳明“知行合一”三指

“知行合一”可谓王阳明哲学中最难把握的一个命题,这不仅在于其提出角度的特殊性,而且在于其具体指谓的多意性。从王阳明的论述来看,它起码有三层涵义。 一、作为实践中知与行本然关系的描述:“知行本体” 在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论述中,提到最多且贯穿始终的一个概念就是“知行本体”。当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时,就“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一》。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此后,无论是“与徐爱论学”还是《答顾东桥书》,“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探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和纲领,是王阳明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道德论观点的集中概括和反映,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重新认识和理解这一哲学命题,对于我们正确把握王阳明哲学体系的结构、形态并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贵阳到南昌:致良知说的提出过程

学界普遍认为,阳明学的理论基础是知行合一说、心即理说、良知说;普遍认为阳明学是王阳明进行逻辑思辨、理论思索的结果。考察王阳明龙场悟道后一直到江西时提出"致良知之教"这十多年的全过程,具体生动地揭示了阳明心学的真实面貌,证明致良知说是一种道德践履功夫,而不是一种思辨理论体系;"知行合一说"仅仅是阳明最初教人的一种功夫,而不是阳明学的基础;"心即理说"是体悟到心体后对心体体用关系的概括,而非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础。

略谈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心学集大成者。他创“知行合一”说,对抗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创“良知说”,对抗程朱的“即物穷理”说。在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他独树一帜,与之对抗。尽管这是唯心主义内部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表现了王阳明大胆探索,蔑视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良知说”产生的背景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他晚年的主要教学内容。根根年谱记载。

王阳明的哲学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中国社会自宋代以后 ,宗教的观念逐渐淡化 ,一种理性和现实的人生态度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人开始致力于对外在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控制。这是一种智识主义的潮流 ,它们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繁荣和普及 ,学术的研究日益精密 ,但同时也走向僵死的形式主义 ,以及学术和道德的堕落。与此相反 ,则存在着一种反智识主义的倾向 ,致力于对上述的状况进行批判和教育改革。王阳明的哲学正是这种潮流的集中体现 ,它与西方哲学和教育中的一些思潮具有类似之处 。

王阳明实践道德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王阳明的致良知哲学思想 ,良知是其本体论———道德论的基础 ,致良知则是主体的道德实践过程 ,其精神实质是一种自律性很强的主体能动的实践道德观。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在于 ,要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依据 ,将道德思想、道德规范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中去 ,实现社会生活实践的道德化、有序化。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与他的乡约模式

王守仁(1472—1528)一直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研究对象,有关他的心学思想,中外学者已多有论述。然而,对王氏推行的乡约模式及与其与心学思想的关系,学界似未予应有之注意,实则,南赣乡约既体现了王氏在主张“知行合一”的过程中,修养和践履、道义与事功的统一,也是其感叹“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之时,为安靖地方,防止山民为“贼”,在“心即理”说的指导下,所倡行的治乡方略与实践,是王氏的心学思想与其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看郭沫若思想的转换

《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是反映郭沫若冲出苦闷的氛围,走出“歧路的仿惶”,向无产阶级思想转换途程中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然而此文在郭沫若研究中却被置于忽视的境地,少数论者在谈及此文时,也常常是蜻蜓点水,缺乏仔细的分析与评判,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不足之处.纵观郭沫若前期的作品,常常是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印下了王阳明思想的印迹,即使在他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思想见解与文艺见解全盘变了之后,也仍然把王阳明的思想作为变革自我及社会的重要武器之一:“我自己是信仰孔教,信仰王阳明,而同时也是信仰社会主义的.”郭沫若为什么对王阳明倾慕不已呢?他是怎样去理解和变革王阳明的思想,使之有助于自己的思想转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