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本体”与“心之本体”——再论王阳明“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体系中独具特色但又很难正确理解的命题。正如陈来先生在《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中所说:"他对‘知’与‘行’这对范畴的使用照宋儒有一定的区别,其‘知’的范围要比宋儒来得狭小,而行的范畴在阳明哲学则较宋儒的使用来得宽泛。"要正确把握阳明对知行范畴的用法,必须要结合阳明整个心学体系来看,而不能将"知行合一"看成一个孤立的命题,否则就会造成很多误解。

“知行合一”视域下小学德育教学优化策略

“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之一。王阳明是知行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在《传习录》中写道:“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王阳明认为意念生成必须与“良知”或“良能”统一,实现“知行本体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行合一”:复归本体的明觉与能动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乃是基于知行本体而展开。知与行之所以被分为两件工夫,并非道德认知与实践的脱节,而是知行本体为私欲所隔断。而知行本体即是心之良知良能,故“知行合一”的本旨在于“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即:一切知行活动皆应复归作为知行本体的良知良能。阳明所谓的复归知行本体,并非意味着摒弃意识的认知与身体的行动,而毋宁是说,意识的认知与身体的行动皆应基于心之本体,如此,“行”方具有先天的自明性,“知”方具有本原的能动性。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回答了道德知识的先天来源与道德行为的根本动力问题,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的忧患意识与“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充满忧患意识之学,这在其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开始提出的“知行合一”论说中已略见端倪。

从道德认知与行动的视角看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三个层面

正确认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理解王阳明的思想和解决今天的知行脱节问题都有一定的意义。从个体道德认知与行动的理论视角看,王阳明是从本体层面、工夫层面和信仰层面来言说"知行合一"的,这三个层面的"知行合一"是一个有机整体。唯有在生活实践中将三个层面紧密地结合起来,个体的道德修炼才能真正收到效果。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在道德建设中之意义

王阳明不认同程朱"知先行后"的提法,主张"知行合一"说;此说是阳明38岁时,被贬谪到贵州的第二年(正德四年/1510),在贵阳书院讲学期间首度提出的。其中较重要且较完整的文本有两处:一处见于《传习录上·徐爱录》,约九百字的篇幅;一处见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约千余字的篇幅。为求系统理解与诠释,本文依"为何有此说?""何为知?何为行?""何为知行合一?"三部分阐述,并结论出"知行合一"说在道德建设中之意义:第一在于反对任何一丝一毫的不善潜藏于心中,保证了道德实践动机的良善;第二在理论上驳斥"知易行难"和"知先行后"二说对道德笃行实践的可能妨碍,借此强调道德的行动、实践与道德认知的必然结合,深化了儒家重实践的道德理论。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视域探悉

知行观历来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焦点话题。对于儒家哲学而言,知行问题更多地表现为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探究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理论视域,可知其是在批判继承宋儒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自身的实践体悟为依据,以补偏救弊为宗旨,开创性地提出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真知即是行,意即行之始,知行合一乃圣学功夫。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前人在探讨知行关系时的理论视域方面实现了超越性的突破,但同时也暴露了其唯心主义本体论和忽视间接经验的理论局限。

王阳明“知行合一”三指

“知行合一”可谓王阳明哲学中最难把握的一个命题,这不仅在于其提出角度的特殊性,而且在于其具体指谓的多意性。从王阳明的论述来看,它起码有三层涵义。 一、作为实践中知与行本然关系的描述:“知行本体” 在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论述中,提到最多且贯穿始终的一个概念就是“知行本体”。当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时,就“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一》。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此后,无论是“与徐爱论学”还是《答顾东桥书》,“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新解

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最值得重视的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评价上也有欠公允之处,而这又多是由于对“知行”缺乏深入地研究所致。本文力图在以客观态度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如下的观点:王阳明的“知”不完全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还有良知的意思;“行”不完全是通常意义上的行为。

王阳明的知行论及其道德教育上的意义

导言"知行"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心理学中因作为组成整体概念体系的中介概念而意义重大。(1)"知行"首次见于《尚书》"说命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中。宋代新儒学中所讲的"知行合一","知"并非探索和认识对外在客观事物的物理性,归根结底是想认识存在于"心"的性理。或者"行"意味着完成和实现自我为根本目的的道德实践。

先秦儒家语言论

先秦儒家"仁怎么样"的命题,仍然是本体论命题,知行实践本体论中的《论语》正名说、《荀子》的"解蔽"以正名,孟轲的"言"与"心"与"气"的关系说、"知人、论世"以解诗书说,都是儒家的语言本体观。从出土文物看,孔子评《诗》的语义的标准化、程式化、范畴化,反映了儒家言语评骘的普遍化特征和语言形而上学的地位。儒家有丰富的学理范畴,涉及天地自然,道德情性,知行思虑,言语说物等方面,文章从与言语直接相关的心性,心思、思言、言辞等寻考言语之踪,并指出这是儒家学理中的感性活动和生命过程决定的。

“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成圣之教

“知行合一”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的一个命题,此命题自提出之日起到现在,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他的学生、同时代学者都曾与他反复探讨过这一命题.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以“销行以归知,终始于知”来概括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为后世学者所接受.近现代唯物唯心之说盛行后,人们又进一步把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是典型的“销行以归知”的唯心主义,而“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则含有唯物主义因素,这显然是片面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手法.如果我们把“知行合一”说放到王阳明的整个心学体系中,放到阳明的生命历程中去理解,那么,唯物唯心的说法,“销行以归知”的说法,都应该重新商榷.因为这些说法都是从认识论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不是为了探讨认识论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是净化人的心体不使一念不善存于新中解决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问题他的“知行合一”说实质上是一种成圣之教一种道德律令下面就从这一角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做一疏解.

王阳明“良能”概念的理论意义

王阳明晚年的良知学在"知行"问题上区分开了"良知"和"良能"两个概念,并通过"知行本体"的内涵变化赋予"良能"概念以"好恶"的新含义,这一含义在其心学思想的理论建构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本体论上,"良能"的"好恶"含义:一是阐明良知的爱敬感受与是非善恶的道德认识之间意识关系的桥梁,二是蕴含着并昭示出天理的全体内涵,三是解决"无善无恶"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在工夫论上,"良能"的"好恶"含义不仅是道德认识的先天根据而且也是道德行动的先天根据,因而成为道德实践的价值方向和内在动力的共同基础。可见"良能"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哲学阐释力甚至不亚于"良知"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