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史视野下黄芪性-效-用-忌的古今源流考证

目的黄芪是现代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补虚药,古今认识存在差异变化,为进一步去伪存真,甄别优劣,发掘其本来的长处,兹从药性、功效、应用和用药宜忌再做考辨。方法借助文献挖掘技术对历代本草及现代相关文献进行溯源,系统整理黄芪药性、功效、主治和用药宜忌的文献记载情况。结果黄芪味“甘或微甘”,多为“微温或温”性,主入脾肺三焦及肾经。文献中有47条功效、83条主治,主要可归为补气升阳、固表止汗、托毒生肌3个方面,用于治疗肺脾气虚、中气下陷、表虚自汗及痈疽久败疮,且均属衰弱性病证。但黄芪还有“补诸虚、益元气、退虚热、治风病、逐五脏间恶血、止血、止痛、补血、调经”等特殊功效,被广泛用于“小儿百病、虚喘、肾虚耳聋、癥瘕、肌热、消渴、骨蒸、中风发热、肠风、大风癞疾、妇人子脏风邪气、流产崩滞”等诸多病证,亟待进一步研究验证。黄芪的用药宜忌主要包括配伍宜忌5条和证候禁忌17条,值得甄别借鉴。结论古代本草所载黄芪临床效用非常广泛,在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等方面均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为了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以益于大健康背景下的中医药全周期干预,故从传统本草学和现代中药学结合的视角,对其性-效-用-忌进行挖掘、考订、整理和再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和知识生产——兼论构建学科知识翻译史的可能性

全球化语境下,强势文化固有的经济、政治和权力优势,导致文化和知识同质化及在全球流通的不平衡。翻译在促使地方性知识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加快了文化和知识的全球流通。本文通过将翻译中的知识和意义问题化,从而发现知识和意义并不是中立客观的事实,它们在目标系统的传播和最终确立涉及文化和社会关系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翻译在全球范围的贯彻将促成“杂合”意义或概念体系的形成,从而为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提供价值和意识形态基础。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活动的跨国界和跨文化复杂性也为学科知识翻译史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

《人种》:三重维度下的人文语义关怀——从知识史、概念史与观念史出发

非常荣幸参加“全球本土化概念史”这一重要学术命题的对话,会上听了方维规、黄兴涛、李恭忠等多位教授的高见,我受益良多。他们都是对概念史研究有素的学者,通过对孙江教授《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以下简称《人种》)((1))一书的阐释将概念史的本土化研究向前推进。我将结合近期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同仁关注的人文语义学命题,从知识史、概念史与观念史三重维度出发,谈谈《人种》触动的思考以及引发的种种可能性。

“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历史与命题:全球“知”网的想象力

本文尝试论证的“全球南方传播理论”脱胎于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具体环境的变化与国际传播“去西方化”的历史探索,旨在创新理论表达和话语方式,从全局性角度释放“全球南方”之于国际传播的潜力和价值。立足全球“知”网的知识全球史视角,梳理作为“地方知识”的全球南方传播理论如何接续经典传播理论的未竟事业并在学术想象力层面主动、反向设置议题。文章从主体、叙事、平台、体系及目标五个角度归纳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核心命题,思考理论知识的解释空间扩展与交往融汇可能。

“阴阳”与“四行”交汇:一项关于明清之际风的知识史的研究

中国古代有不少关于风的自然知识,士人常以阴、阳气术语来阐释风的形成。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四元行说”。从“阳迫阴成风”到“燥热气成风”,部分士人在西学影响下对风的阐释与传统之间出现一定的裂痕。士人对风原理的讨论具有进步意义,并尽可能远离了神秘主义的占风术。但不论是“阴阳”还是“四行”,都属于前近代知识范式。相比于同时期法国科学先驱笛卡尔对风的研究,中国士人的风知识大部分仍根植于旧有学说和汲取传入之西学,并没有显示太多以新方法获取新知识的兴趣。

打破学科界限的知识史——评介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

知识史这一新的学术领域正在形成。彼得·伯克作为其中最权威的先行者,既置身其中又超然思考,为之回溯历史,绘制蓝图。溯源其理论基础,在各学科的具体语境下体悟知识史的思考路径,正可深化对知识纵深与整体的认知。

知识史的兴起与针灸学的加入

知识史正在兴起,其避免了科学史、学术史的精英化倾向,更关注微观的社会情境与人群,同时受到科技哲学对于知识反思的影响。同时,传统的医史研究也在走出人物传记与文献整理的单一范式,向个体生命体验和知识生成与演变的多重道路上发展,从而与知识史相遇。针灸学向来重视人文传统,也自觉地进入知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针灸学知识的非线性、精英与民间双重色彩、默会性与实践性、地方性知识的特征、强烈的可传播性等特点,都令其成为知识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为什么是知识史?——《什么是知识史》与文学知识研究的反思

彼得·伯克的《什么是知识史》凸显了知识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身份,对于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研究而言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异质性。后者起源于时代转折和文化碰撞,具有高度的知识社会学色彩和低度的知识社会学理论需求这两大特点。如今,这种理论的缺失已经成为问题,知识史研究有可能成为反思这一问题的入口。

中国近代政体变革的知识化方案——基于清末民初“国民必读”类读本的历史观察

本文将清末民初“公教育”架构下出现的各类不同国民/公民读本还置于它们原初的历史脉络中,讨论了有关近代国家政体变革的早期知识化与普及方案。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类不同目标在近代中国作育国民的“公教育”方案中皆有体现,从县、省到朝廷相应组织编纂的各类国民/公民读本各有脉络,它们对近代国家转型的政体变革方案进行知识化的路径也并不一致:有的侧重政治认同,有的则偏向参与共同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常识。从清末至民初政体变革与国民教育的发展来看,近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知识化是在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两个框架下展开的,在新的三级制学堂体制内走向了普及化与专业化,在旧有的社会教化宣讲框架及日用类书出版传统中完成知识下渗与常识化。这与现代西方及明治日本主要由近代大学制度与政治学专业团体、期刊主导的政治学学科化有很大区别。这一历史脉络构成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发生发展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本土语境。

法律史能否作为规范性知识的历史?

本文提出了法律史可以被有效地理解为规范性知识之生产的历史。这一观点建立在法律史研究长期的传统之上,即针对规范、思想、教义以及制度之形成的研究。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法律史研究的焦点,尤其是在德语传统中,被置于所谓的“法学家法”之上。法史学家的兴趣所在,首先并且主要是将现代西方的法律体系之形成视为法学家的工作产物。其他认知共同体和实践共同体的规范性知识之生产则得到了极少的关注,而法史学家也并未将人类行为学的视角整合进他们的研究。将法律史视为一个对规范性知识的持续转译过程,也即其生产过程,可以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有助于克服这些局限。它为将不同的认知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纳入其分析赋予了可能,也能够对着眼于各种实践和实质性的研究以及其他长期被忽视的规范生产视角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作为方法论服务于一部真正的全球法律史。这样一种法律史的效果,相较于法律史对理性化、职业化和西方法律之形成的宏大叙事,也许缺少了暗示性和吸引力,因为后者对北半球法史学家的激励贯穿了20世纪。但它可以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过往图景,并为我们提供知识工具,用以更好地理解21世纪的规范生产。

历史微光的重现:文人电影气韵与知识分子心灵谱系重塑

扬·阿斯曼认为“传统的形成”“对过去的指涉”以及“政治认同或想象”这些关键词共同勾勒出了一个作用框架,文化记忆就是这个作用框架的上位概念。阿莱达·阿斯曼指出了文化意义上的时间建构和集体认同的建构或政治想象相互关涉。《化城再来人》和《掬水月在手》这两部讲述诗人文学人生的影片,记录了近代历史与个人记忆的交织,形塑了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折射出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灵谱系。这一影像叙事潜移默化地增强了观众的归属感与国族认同感。以文人电影的代表作《小城之春》作为参照,可以看到以上两部电影在历史现实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中更新了文人电影表现人文情怀的艺术。

融通内外: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医知识史研究刍议

随着医学人类学和医疗社会文化史等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日渐受到关注,然而,对于医史的研究来说,如何回到医学本身,依然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的。回到医学本身,显然并不是要回归传统的技术史研究,而需要将医学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内在的知识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要做到这点,知识史可谓是非常恰当的研究路径,知识史研究并不仅仅将医学视为纯粹的科学技术,不但会充分关注医学知识建构机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也会思考知识建构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建构的知识对社会文化的型塑作用。另一方面,对医学知识的探讨,必然会指向对现实中医学问题及其发展的思考和理解。在跨学科的视野下探究中医知识史,不仅可以实现中国医史研究中内外史之间的融通,而且也可以藉此打破国内普遍存在的对中医的本质化和自足性认知,理清现代中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中国武术舆论危机与困局的化解——基于知识史视角的问题开释与认识纠偏

基于“知识是历史过程的积淀物和未来历史的建构物”的知识史视角,开释武术现实问题,剖析文化误读致因,澄清历史变迁脉络,纠正大众认识偏颇,回应武术技击性存续的争议。研究认为精英知识与大众知识的文化分野,造成了武术研究者和普通民众的认知差异;学界共识难以在公众领域内推进下移,造成了专业研究和公共认识的话语断裂;知识建构的社会文化变迁,根本性地造成了思想价值观念的冲突隔阂。从知识、文化、认识、思想方面,归结中国武术面临的四个主要问题(1)立足当下的困境与矛盾,存在武术“是什么”的概念分歧问题;(2)着眼历史的发展与源起,存在武术“有什么”的文化误读问题;(3)着力于发展的方向与重点,存在武术“做什么”的价值旨归问题;(4)落脚于观念澄清与认识纠偏,存在武术“为什么”的哲思缺失问题。提出四点见解(1)武术概念应建立历史全局观和现代认识论相结合的整体理解,做到深入浅出;(2)武术文化应围绕本质内涵的知识考古进行文化叙事的多维解释,做到具象生动;(3)武术价值应创造转化“救世之患,急人之难”的爱国尚武的传统价值,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武术“立德树人,练以成人”的当代教育价值,做到育人传统与时代需求相结合;(4)武术思想应形成转识成智的生活化的哲学反思,力求体现经世致用思想的光芒。

从知识史的视角看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对明清之际西学影响的评价 ,分歧的焦点在于 ,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是否真正传入了中国 ,它与19世纪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知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能给我们较大启发。 15至 18世纪 ,中西知识差距表现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巨大差距导致中西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基础 ,加之传教士特殊的身份和使命 ,也决定了不可能指望他们传入系统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因此 ,明清之际西学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 ,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直接的关联。

中国古代砒霜的知识史

经过东晋以来四百年的实验积累,盛唐时期的道教炼丹家正式发现和定名砒霜。晚唐五代时期道者将砒霜词汇连同其基本药理知识以及话语权转让给医者。北宋的医者是药物知识的解析者、实践者、记录者,他们使砒霜的知识汇聚沉积于医学话语中。砒霜成熟的医学理论若无其赖以建构的医学话语在宋代连续性地完善与整合便不可能形成。宋代以后是砒霜知识与社会的互渗时期。砒霜叙事在元杂剧、明清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中被大量口语化呈现,表明其知识已超脱于书籍史与阅读史以及精英文人与普通民众的研究框架之外而成为常识。以砒霜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的知识史,不仅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路径,也能更好地理解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根基。

知识史:一个简短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当代史学研究脉络的扼要把握,指出知识史作为旧论题随着学术思潮的演变而发生了新的转变,国内学术界对此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可以将知识史作为探讨社会变迁的一种手段或分析工具,充分发挥其方法论意义和价值,从"知识—社会"的角度展开深入的具体研究,为史学界注入新活力。

晚明学域与观念交易——知识史视野中的“汉文西学”

谈及对现代中国起重要塑造作用的时代，我们一般会定格在19世纪，即便不以鸦片战争简单划界，但多半会重视以马礼逊（Morrision，Robert，1782—1834）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东来的重大意义。但是邹振环教授的《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将我们带回了在现代中国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晚明时代。

重视历史的教学 加强学生对高数知识的理解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数学史的教学对于一般数学知识的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内容,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要想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遵循相应的原则,和深入细致的讲解.

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数学教师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知识的现状调查

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数学教师的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知识的现状是：绝大多数教师虽然认可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知识对其教学的重要性,但对《标准》里设置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的目标、理念及教学要求等并没有仔细阅读过,对数学文化的内涵也不甚理解;许多教师在平时教学中很少渗透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的知识内容,对新课程中涉及到的数学史实、数学家事迹、数学名题及数学作用等的认识情况整体不容乐观;不同职称教师对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知识的认识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等.因此,高中数学教师应更新其原有的知识观念,加强对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调整高师数学系的课程结构,有针对性地充实＂数学史＂选修课的内容;加强职后培训的针对性,弥补高中数学教师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知识的缺失;通过校本教研等活动,分享不同层次数学教师发展其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知识的经验及做法;拓展高考的命题范围,适当增加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知识的考察内容.

“歌德再释”与“诗哲重生”——在学术史与知识史视域中重审歌德

歌德作为“民族诗人”和“世界诗人”,其哲思不仅在德国思想史进程中薪火相传,更是得到了超越地域空间的跨文化传播,歌德学也成为世界学术的重要标志。在“世界文学”时代形成之际,于学术史与知识史的双重视阈中重审歌德和歌德学,回顾其所可能呈现的侨易空间和景观,并在不断扩展和延伸的知识侨易史过程中与异质思想持续对话,一则可反思、再释乃至重构以西方现代性为主导的世界知识体系,重释世界学术的“东方在场”;二则可实现民族性的借镜自观,通达“世界心灵”之境界。中国歌德学建构已初现麟角,但仍任重道远,我们不仅需要继往开来、回应时代,更需返顾历史、点石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