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法律因应与制度创新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复合产品结构与自主运转功能造成了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难题与挑战。在复合产品结构下,知识产权法律难题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要素之算法与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自主运转功能下,知识产权法律挑战则呈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衍生内容的知识产权授权与确权问题。对此,应积极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律变革,立足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要素与衍生内容,有针对性地展开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从而实现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合理回应。

“数据”可否纳入知识产权客体范畴?

《民法总则》(草案)第108条将“数据信息”纳入知识产权客体范畴,虽然该规定最终未获通过,但却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热议,数据可否纳入知识产权客体范畴的讨论方兴未艾。根据“信息链”理论,事实、数据、信息、知识和情报之间是呈现一种由下至上逐步提炼加工的链式关系,数据与信息、知识、情报之间依次包含。但数据并不符合知识产权客体的一般特征,若将“数据”整体直接纳入知识产权客体的范畴,会冲击已有的权能和体系,影响知识产权客体家族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应对数据进行分类保护,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基础之上,增设数据产权保护模式,数据主体就个人原始数据享有数据人格权和数据财产权;企业就其加工处理取得的衍生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企业这种财产权利取得的门槛低于知识产权取得,不必要求独创性、创造性或显著性等知识产权客体的一般特征,宜采取弱保护模式。

“平台经济+数字知识产权”的反垄断问题研究

基于平台、算法和数据所产生的三元要素融合的市场竞争问题,既涉及数字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又关系到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审查,后者表现出规制“平台经济+数字知识产权”的法律样态,其适用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主要是《反垄断法》《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上述领域的反垄断审查,具有法律、经济、技术等诸多考虑因素,执法机构应以“法律+规章”为指引,结合平台经济和数字知识产权特点来构建分析框架。中国反垄断执法案件分为行政处罚案件和司法裁判案件,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特点。立足当下及面向未来,在“平台经济+数字知识产权”领域须秉持“积极的包容审慎”执法立场、采取事后规制与事前规制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实施以反垄断监管为中心的综合治理。

知识产权国内贸易对“双循环”有效联动的影响效应

基于知识产权国内贸易、“双循环”有效联动的时空演化特征分析发现,二者发展变化具有显著的内在逻辑一致性。理论分析认为,知识产权国内贸易可以通过加快高水平自主创新、激发高品质消费需求等,对“双循环”有效联动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利用200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开展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知识产权国内贸易对“双循环”有效联动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第二,由于知识产权国内贸易、“双循环”有效联动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知识产权国内贸易对“双循环”有效联动的促进作用不仅发生在本地区,而且对相邻地区的“双循环”有效联动也有积极促进效应;第三,知识产权国内贸易对“双循环”有效联动的促进作用,因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化水平、消费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一定的“门槛特征”。上述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知识产权国内贸易对“双循环”有效联动的现实影响和作用机制,而且对于如何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国内贸易推动“双循环”互促互进也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知识产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生产要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者互动式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及其中国当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从“点状”到“面状”,已呈“立体状”。在新型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创新中,知识产权是其内核。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注重本土资源开发与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要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通过健全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强化司法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的促进作用,营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律环境。在新质生产力的语境下,知识产权具有要素资源和法权双重属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三个维度

私权保护、国家治理和国际协调是知识产权法治建设中的三个维度。知识产权的本质是人们依法就智力活动成果享有的私权,其客体是通过知识创新或经营劳动产生的特定信息,制度运行中出现的抢占信息资源并将其包装成知识产权客体牟利的乱象应予以纠正。基于信息的无形性,知识产权保护通常需要首先确定客体范围边界,然后对权利人予以及时充分的救济,因此需要行政和司法机关提供专业、便捷的确权及公正、高效的保护。这一建立在“以公开换保护”基础上的公权力介入特色,使得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国家治理工具。知识产权保护还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这一领域存在诸多国际条约。法治建设不能脱离本土实践,应基于地域性原则,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原理,寻求国内国际法治协调发展的共赢之道。

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

企业数据和知识产权的客体之间存有共性。二者的保护基础理论相互融通,并且企业数据权利与知识产权权利结构相近似,这为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基础。检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保护模式的有限性以识别现有制度与企业数据保护问题之间真正无法重合的地带。构建和完善企业数据保护规则须对企业数据进行类型化结构,基于类型化区分和场景化差异探寻不同保护路径。从解释论角度而言,对于无法纳入既有法定权利范畴的企业数据权益,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制未被类型化权益,关键在于客观审查数据使用行为是否违反商业道德。从立法论角度而言,可参照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制赋权化路径,将规制焦点建立在对企业数据的利用行为上,对利用行为进行类型化提炼,建构一种以禁止权和报酬权为核心的不完满的控制权和有限度的排他权。

环境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协同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反事实思维,以2006~2019年中国192个城市为样本,运用回归控制法(HCW),实证检验低碳试点城市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协同对绿色金融的驱动效应,并重点分析政策协同影响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绿色专利信号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政策协同能够给城市绿色金融发展带来显著正向冲击效应,且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无论是数量维度还是质量维度,政策协同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绿色专利信号,尤其在强化高质量绿色专利信号方面较为突出;仅当绿色专利申请具备一定质量水平时,才能在低碳试点城市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协同影响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发挥有效的专利信号中介效应。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与服务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基于知识产权推动创新发展、引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文章通过对我国103所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建设现状、服务现状开展调研,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以期推动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健康、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有力支撑,也是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借助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使用201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正向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且随着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驱动效应呈边际递增特征;(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驱动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升;(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传媒服务业和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更能推动东、中部地区、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非国有数字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提出多管齐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多路并进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因地制宜推动数字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希冀为提高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相关理论经验。

NASA技术转移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及对公共研究机构的启示

聚焦公共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问题,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为研究对象,对其成熟的技术转移体系背后的国家法律支持以及知识产权管理政策和规范进行分析,重点关注其机构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属、技术转移机制/流程和内部技术转移机构设置、角色和职责设计、技术许可商业化流程及技术转移的收益分配和奖励。公共研究机构可以从NASA成功的经验中获得如下启示:在遵循国家法律政策的基础上,完善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属和使用权的相关规定,探索新的举措;建立更规范且操作性强的技术转移业务流程,针对技术批露、知识产权申请预评估与申请决策、技术商业化决策等管理关键环节构建有效管理机制;从业务流程出发建立更清晰的部门和岗位职责设置,重视专业人才队伍培养和引进;从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平台、完善利益分配和奖励制度等角度构建科学的知识产权管理政策体系,以促进技术转移活动的开展。

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带一路”国家间创新合作的影响

当前全球创新网络正向区域化方向发展,呈现出与“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下“南北冲突”模型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带一路”倡议下包含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合作模式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新范式。利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以2008—2019年incoPat数据库中“一带一路”国家申请的《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创新合作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网络已从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单核心布局发展为以俄罗斯、中国和新加坡为核心的多核心集聚型布局,俄罗斯的主导地位下降、中国和新加坡后来居上;国家创新体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互联互通水平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创新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互联互通水平对处于区域创新网络外围位置的国家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国家的创新合作则更依赖国家创新体量;增强互联互通水平有助于为创新合作搭建桥梁,缓解对知识产权正式制度的依赖;处于区域创新网络外围位置的后发国家可以在维持知识产权标准以保护本国工业基础的同时,通过增强互联互通水平参与创新网络构建。因此,中国应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加快构建多边、周边、小多边、双边四边联动及协调推进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

新时代我国产业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问题及服务内容创新研究

本文对我国产业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展开综览式调查,总结现有服务中的优势和缺点,对不足之处产生的原因进行溯源分析,并面向产业发展全链条中六类不同的服务对象群体进行了有关服务需求的深度访问。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内容创新提出建议: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将专利信息分析业务、专利运营业务、专利数据库等功能进行整合,打造产业知识产权信息一站式服务模式,通过创新服务内容及定制个性化服务清单来实现服务提质增效,同时集合高端人才,以产业智库的形式对服务进行人才反哺。

“知识产权管理”课程建设的时代元素

知识产权管理是知识创新的基础,是政策科学、法学、经济学、工程技术、管理学、信息管理学等的交叉学科,对提升创新精神具有推动作用。文章详细论述“知识产权管理”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及考核评价机制,充分展现时代需求,促进知识产权理论与实践的普及。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距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亦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渠道,探究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借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的作用。研究发现:示范城市政策在整体上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然而该促进作用依赖于企业与前沿技术水平的距离,政策显著促进了接近技术前沿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对于远离技术前沿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从行业特征来看,政策显著促进了高科技行业、不易被反向工程行业、低集中度行业以及低碳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表现的两个渠道。本文为科学构建产权保护政策以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论知识产权对象与知识产权客体的区分

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论”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最根本、最艰深的问题。该问题充满了“语言的迷雾”,因此需要在辨析法律概念与论理词、澄清语言误用、确定其社会关系基础后,从事实与视角两个方面予以阐述。在区分论的事实指向上,从对象到权利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对象(知识)、对象的利用方式(行为)、权利客体(法内好处)与权利内容(具体路径)。在视角上,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论”可以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带来“客体式”的视角,从而形成了一些全新的命题。其中,最核心的命题是:使知识产权成为知识产权的,不是知识产权的对象,而是知识产权的客体。

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法律保障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点和核心要素是创新,其主要特征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知识产权保护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法律保障:有助于推动高科技创新,催生技术革命性突破;有助于推动高效能绿色发展,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的实施将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时间断点回归设计

在我国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探究实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既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升级的有效手段,也是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制度的内在需求。基于2000—2019年中国28个省市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数据,运用时间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中国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在整体上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战略实施显著提升了东、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但对中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为优化知识产权政策设计、提高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未来应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并结合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制定知识产权政策。

基于企业绩效视角的知识产权文本信息披露有效性研究

本文基于《知识产权相关信息披露规定》颁布这一外生冲击构建连续型DID模型,基于企业绩效视角考察知识产权文本信息披露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在信息披露的信息效应和内损效应的影响下,《规定》颁布后企业披露的知识产权文本信息对企业绩效存在异质性影响。知识产权信息披露短期内并未给企业带来盈利能力的提升,而从长期看知识产权信息披露反映了市场对公司的良好预期。债权融资水平的降低是知识产权信息披露降低企业短期绩效的潜在机制,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是知识产权信息披露提升企业长期绩效的潜在机制。按信息类型分类分析发现,优势信息和内容信息与短期绩效的负向关系更显著,内容信息、优势信息和风险信息对长期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依次减弱。截面分组发现,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知识产权信息披露与短期绩效的负向关系更显著,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知识产权信息披露与长期绩效的正向关系更显著。研究不仅证明了知识产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存在的差异性影响,也对政府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信息披露政策,企业更好地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披露的实践活动均具有借鉴意义。

知识产权客体兜底规范的内在关系及适用逻辑——以《民法典》第123条与《著作权法》第3条的适用为分析视角

《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客体类型的立法取向秉持法定主义立场,而现行《著作权法》对作品类型的规范选择却经历了由“作品类型法定”到“作品类型开放”的重大转变,致使两法客观呈现权利客体类型开放与封闭的立法模式差异。实践中应揭示这种假性矛盾的本质,厘清私权部门种属概念间错位类比的逻辑误区,明确过渡性知识产权基本规范对各知识产权单行法特殊性问题的解释缺失,以《民法典》与《著作权法》之间互为“表里”的“隔代”调适关系为逻辑基础,支撑知识产权客体相关规范在司法适用中的实践展开。即以作品类型扩张的现实表现和法律解释经验为起点,以民事私权的价值理念为根基,秉持审慎开放、体系化解释和司法确认优先原则,在具体案件中依照知识产权权属定位、著作权权属定位、作品类型定位的逻辑层次,在权利客体兜底款项启用时严格把握相对开放的审慎裁判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