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度与比较

中国2005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比1990年的保护水平大大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在发展的某个阶段是重要的,但这个阶段只有当该国家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时才会出现。但TRIPS的规定使得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余地非常小了。

中国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量的综述与展望

现有研究对中国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量指标和方法繁多,导致相关研究得出不一致甚至矛盾的结论。为提高测量的科学性,首先分析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构念类型,发现其包含正式知识产权制度、非正式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执行程度,是一个典型的构成型构念。其次,对75篇中英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述评,发现大部分测量方法没有覆盖知识产权保护的所有维度,并存在指标选取方法繁多、过于依赖反映型测量指标和间接测量指标以及混用构成型和反映型测量指标等不足。最后,针对现有测量方法的不足,基于构成型构念的测量原理,从全面测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所有维度、科学选取构成型测量指标和加强对地区非正式知识产权制度的测量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并基于上述建议提出改进测量方案。研究结果有助于提高中国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量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奠定测量基础。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验证

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只是对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强度的衡量,具有较大的失真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应是知识产权立法强度指标与执法强度指标的综合。选取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众意识以及国际监督等指标以度量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综合立法强度指标,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新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计算我国纵向的时间序列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以及横向的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对其可信度进行验证。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定及验证

如何构建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评价指标体系,既是实证研究的基础,也是各类理论模型得以验证的前提条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应是知识产权立法强度指标与执法强度指标的综合。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众意识以及国际监督制衡等可以度量知识产权执法强度,同时再综合立法强度指标,以此为基础可以重新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新指标体系;计算我国纵向的时间序列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以及横向的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对其可信度进行验证具有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研究

分析了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的趋势,探讨了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关系,表明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的趋势必然会提高知识产权垄断性和滥用的可能性,较大的自我研发投入和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基础对应于高的较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三资企业内部化转移技术对应于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或低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下自主创新能力均能达到最优,即使无自我研究开发投入,也存在较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出我国必须加大自我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基础建设,同时注意发挥技术引进对自主创新的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组织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阈值回归模型的数据分析

我国现阶段,区域间与组织间发展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强弱对组织创新的影响也不同。借助阈值回归模型,研究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强、中、弱三种状态下对组织创新的不同影响。通过对289家各类组织有效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强保护与弱保护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对组织创新能力起负面作用;在中等保护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对组织创新起积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组织创新能力的关系是非单调的。

服务贸易进口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研究

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出发,阐述了服务贸易进口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传导机制,运用中国和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服务贸易进口对TFP增长的影响,并且计算出TFP增长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结果表明:1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无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则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即使考虑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这一结果依然不变;2中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低于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所需要的最适强度,但OECD国家已经超过了最适强度;3中国国内R&D投入所需要的最适强度低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所需要的最适强度。

全球专利强度计量分析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利用专利计量分析中的专利强度指标,对全球专利强度进行计量分析,有利于提高中国的专利强度。计量结果显示,每百万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和韩国;每10亿GDP产值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是韩国;每百万R&D支出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原苏联解体后的一些国家。中国政府应积极加强科技立法,提高专利的保护水平,完善发明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大R&D投入,并进一步提高专利研发效率。

研发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政府资源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以2008-2011年中国371家创新型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研发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政府资源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政府资源削弱企业研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增强企业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资源和知识产权保护在研发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还会因企业所有权和技术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创新资源规模、创新产出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借鉴已有研究中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量化方法,以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2008—2012年5年间的数据为样本,选取相关变量,建立计量模型进行面板实证检验,论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全社会创新资源规模、创新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特别是执法强度的提升,能够有效推动区域创新资源规模的提升,并间接影响区域创新产出;经济越发达,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创新资源规模和创新产出的正面影响越大,为此要因势利导,制定与地区实际情况相符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推动地区创新经济的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基于江苏1990—2013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协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互为因果;VAR脉冲响应函数和VAR方差分解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长率与区域创新能力增长率之间存在动态关系,据此提出针对性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下的服务业TFP增长及地区平衡

以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知识密集型产业(包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升级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系统地剖析知识产权保护(IPR)影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正反向传导机制,进而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与实际强度之间的偏差影响服务业TFP增长地区平衡的逻辑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TFP增长的第二动力;(2)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TFP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而且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是低于理论上的“最适强度”;(3)我国中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与其理论上“最适强度”的偏差较小,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不平衡,同时扩大了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领先优势。上述研究结论在运用不同IPR指标以及多种回归方法下依然十分稳健。

资本回报率增长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研究——基于82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制度层面分析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有助于探索经济增长新动力。计算82个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对其变动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资本回报率增长存在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最优强度小于发达国家;②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以远离最优强度状态促进资本回报率提升,发达国家则以接近最优强度状态促进资本回报率提升;③金融危机后,知识产权保护的促进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在发达国家有所弱化;④机制分析显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资本回报率。

知识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之内在联系研究——以两者内在协同机制、模仿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考察视角

知识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价值需要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实现,知识产权作用于技术创新全过程。技术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源泉,技术创新过程体现了知识产权的产生、运用和保护的过程。模仿、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自主创新也具有重要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进口贸易

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知识产权从国内走向国际，全球化趋势凸现；国际贸易中知识和知识产权含量不断增加，知识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贸易领域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产品与贸易活动几乎无处不在，知识产权本身也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贸易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值得去研究的领域。

服务业增长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动态演化及其决定因素——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综合框架的研究

先从服务品市场需求量(宏观层面)、服务业市场结构(中观层面)以及服务企业模仿能力(微观层面)三个层面对服务业增长中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动态演化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接下来以服务业企业微观数据开展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服务业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理论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服务业增长呈现出先扬后抑的"倒U型"作用特征,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远远低于理论上的"最适强度";服务品市场需求量的增加、服务业市场结构趋于竞争型以及服务企业模仿能力的提高均会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向上动态演化,决策部门应当根据宏观、中观和微观多维度的服务业发展检测指标,阶段性地调整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强度标杆。上述研究结论在总体样本和分类样本中均具有一般性,并且在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空间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

利用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内外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地区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沿海发达地区表现为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集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及其溢出效应与地区内外创新能力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水平和研发人员投入均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此政府需正视区域间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加大教育支出投入,提升市场化水平,鼓励并支持更多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规模,以此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

财政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专利质量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财政科技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专利质量的影响,用1999—2018年我国时间序列数据,基于VAR模型进行分析,实证发现财政投入规模及强度不是专利质量的格兰杰原因,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专利质量的格兰杰原因。财政投入规模对专利质量是显著正响应,财政投入强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专利质量既有正响应也有负响应。专利质量变动主要受自身变化影响,财政投入对专利质量的解释程度高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研究表明:专利质量提高能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对后期研发高质量专利有积极影响,财政投入引导创新和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对专利质量同样具有积极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集群程度与股权选择

本文基于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采用2008-2017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数据,分析了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集群程度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选择的影响,以及行业相关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倾向于较高的股权比例;东道国的集群程度较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倾向于较高的股权比例;从行业的角度看,行业相关性对于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股权选择无调节作用,而行业相关性对于东道国的集群程度与股权选择起着负向调节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的构建方法

由于现有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指标存在一定的失真，因此，本文在Rapp—Rozek法、Ginarte-Park法等方法的基础上，从系统的角度，提出一个更加合乎实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