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的理论框架、构成要素和建设方向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有力促进了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主要的知识产权强国均以促进知识产权资源发挥比较竞争优势为方向,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存在协调性、实操性和系统性不高等问题,尚未形成体系。结合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产业政策体系、贸易强国政策体系等公共政策体系经验,提出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理论框架。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的内涵应当从主体、要素与环节三维度建构,外延包括本体政策、关联政策和支持政策。我国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性不强的主要原因是本体政策层次不高和关联政策内容不深。建议加强在规划、法律层面部署本体政策;以促进创新成果产权化、知识产权产业化、知识产权产业贸易化为方向深化关联政策。

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研究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可以总结为解构为“一体两翼”的模式,“一体”主要是指知识产权的本体政策,“两翼”是指与本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相关的配套政策和国际协调政策。与此同时,通过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知识产权公共政策进行分期研究,展现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从宽到严,从跟随到赶超的变化;在国际合作领域,展现出从早期的技术引进,转向新设备的研发,上升到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变化。在我国从知识产权大国走向知识产权强国的征程中,应首先找准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定位。专门的知识产权战略的出台应与国家总体战略和布局更加紧密地结合。动态调整机制和推进计划的实施对于及时应对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将法律和政策手段相结合,立足于我国未来的历史发展时期和战略定位,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才能真正成为提高我们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催化剂。

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公共政策的新视角,探讨了公共政策、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及其目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运行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问题,提出在我国应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新理念,并就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围绕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构建发展一个科学的中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和具体建议。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模式选择与体系构建

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不仅仅包括法律规范,它更应涵盖体现全面功能的社会政策工具所必须的各种规则。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起符合TRIPS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但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发展相对缓慢,尚未形成全面系统协调的政策格局,导致法律与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落差和脱节。本文通过考察典型国家知识产权政策的实践动向,提出我国构筑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体系,应结合现实国情选择各有侧重的政策运作模式,将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有效衔接起来。

中国应建立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政策支撑。过去20年,中国政府一直决心建立良好的、可实施的知识产权制度。今年上半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即将出台。正值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本刊特约多位专家对知识产权战略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发展历史揭示了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特点。日本在不同时期根据本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采取了不同的但最符合本国利益需要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日本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日本限制专利的权利范围的专利政策有利于技术扩散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日本政府在知识产权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日本政府和本国企业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对于构建中国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共政策视阈下的知识产权体系建构

近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我国尚未建设发展形成一个适应客观需要的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这使得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体效用偏底。因此,必须构建全面、系统的、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来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论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性

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性和公共政策性的二重性,公共政策性构成其显著特性,并塑造了其独特的财产性。知识产权的财产性要求进行严格保护,而公共政策性则要求保护利益上的平衡和兼顾。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性衍生了诸多具体特征,需要根据其具体特征扬长避短和健康运行,使其各得其所。当今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政策治理,既在较大程度上源于公共政策性,又需要把握好界限,防止其泛化和抑制法治。公共政策性对构建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和话语体系至关重要,但此类构建应当正视现实和循序渐进,不能好高骛远,不切合实际。

承认与执行外国知识产权判决的公共政策例外——以路易斯花娃案为视角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公共政策的属性,对于外国知识产权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更容易适用公共政策例外的规则。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2007年判决的路易斯花娃案是公共政策例外在承认与执行外国知识产权判决中应用的典型判例,尤其是权利范围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容易导致公共政策例外的适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主要在于保护私权,可以属于外国法院予以承认与执行的范畴。随着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增强以及地域性的削弱,公共政策例外对于承认与执行外国知识产权判决的介入地位也将越来越小。

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

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问题,影响着各方力量和利益的平衡。立足于当下的社会历史现实,充分考虑到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应当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贯彻过错责任、协调权利保护和产业发展、权利义务对等、注意义务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的价值原则。

承认与执行外国知识产权判决的公共政策例外——以路易斯花娃案为视角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公共政策的属性,对于外国知识产权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更容易适用公共政策例外的规则。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2007年判决的路易斯花娃案是公共政策例外在承认与执行外国知识产权判决中应用的典型判例,尤其是权利范围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容易导致公共政策例外的适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主要在于保护私权,可以属于外国法院予以承认与执行的范畴。随着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增强以及地域性的削弱,公共政策例外对于承认与执行外国知识产权判决的介入地位也将越来越小。

MPA教育中公共政策知识体系的建构

指出在公共管理的教学中,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的知识体系建构不甚完善,尤其体现在教材体系中;提出了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认为公共政策分析知识不能是一种平面的知识,而应是一种立体的知识结构。

建构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新时代十年的公共政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十年是伟大变革的十年,也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发生显著变革的十年,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可以勾画出新时代十年公共政策的研究力量、研究主题和研究趋势,呈现出建构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进展。作为国家治理的关键工具,公共政策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构建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根植于变革社会的中国实践,注重概念提炼、理论建构和方法转型,探求公共政策的知识基础,才能在促进善治中国的同时,为国际公共政策研究贡献中国理论与中国智慧。

基于公共政策的知识产权制度探析

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知识产权经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从本质上看,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公共政策属性。在中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实需要。

知识产权的性质演化及其公共政策倾向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公共政策工具。在起源阶段,作为特权的知识产权主要是封建统治者维护政治秩序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产权私权性质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创新热情,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提高经济效率的工具。在知识产权不断扩张的今天,知识产权制度又成为利益平衡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工具。

试点:一种重要的中国公共政策机制

试点是根植于中国的公共政策机制,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关键词之一。试点显著区别于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政策过程,它越过了大量有关议程设置与方案选择的政策讨论。政府通过试点在正式实施一项政策之前授意少部分地方先行实践,检验模糊政策目标的适切性或探索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与路径。试点降低了政策争论导致悬而未决的可能,减少了直接推行一项政策的调适成本和潜在风险,是中国公共政策适应性的重要来源。试点并非总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当代中国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较好地支撑了试点在总体上的有效性。面向建构中国自主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目标,有关试点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试点概念,揭示试点背后的多重逻辑,抽象开展试点的原则。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60所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例

文章以第一、二批获批的60所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例,探析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考核体系构建。根据《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修订)》、结合首批23家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工作报告,采用网络调研法、文献调研法构建基于“全流程”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5个维度21个指标的考核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量化指标权重,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华南农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工作进行实证检验。验证结果表明,以服务基础设施改善、流程制度搭建、人员经费投入、服务内容揭示、服务成效展示5个维度的评价考核体系能较好地反映中心服务质量,为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质量考核提供借鉴。

整合与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演进研究

探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发展与转型逻辑,构建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演进分析框架。将1985-2020年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演进图景予以呈现,围绕决策系统和决策问题,描绘出不同阶段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和议题的变化,探究政策演进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决策主体"间断整合"特性明显,网络逐渐复杂化,中央政府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顶层设计有所凸显,政策议题发生了"均衡转型",政府治理知识产权的方式与途径趋向多样化,为进一步优化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借鉴。

区域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研究——对武汉城市圈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思考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我国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确立的重大举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发布更为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政策保障。本文在考察国内外文化产业政策基本现状及发展走向、厘清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已有结构和文化产业本土资源的基础上,立足武汉城市圈之区域特色,提出了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衔接的保障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地方战略措施。

公共政策理论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实践逻辑

公共政策理论既能够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提供契合性的解释,也能够扩展至知识产权制度的执行层面,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供相应的理论方案。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正面临着因诉讼投机引发的民事案件“爆炸”、权利的扩张导致对后续创新的阻碍、对政策的高度依赖而有损司法品格的危机。在公共政策理论的指引下,坚持社会本位与实用主义的司法立场,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方面进行实践创新,充分发挥出司法的法律调整功能与社会治理功能,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可遵循的实践逻辑。但是公共政策理论也存在着解释力上的边界,在法治精神的要求下,司法的上述作为也应当进行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司法应当保持中立、被动的基本底色,明晰自身角色定位,与其他社会机制共同完成激励创新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司法应当恪守自身权力职责,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对司法自由裁量权和能动性进行严格规范,谦抑而谨慎地行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