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的知识产权:中国创新战略的全球脉络

国际现行知识产权架构的本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对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谋求。从TRIPS协议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本质非但没有改变,而且日益变本加厉。作为创新基础薄弱的国家,中国唯一胜出的办法,似乎就是积极熟悉这一国际规则,并提高自身知识创新商业化的能力,以在由知识和创新统领的全球的"自由市场"中,占领知识产品商业化的一席之位。从中国创新经济和知识产权的战略规划及相关的法律、政策及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知识产权的商业化,是其核心目标。然而,这一战略定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商业利益的片面追求。在中国的战略规划中,还可清晰地看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不过,在中国企业大量走出去投资的大趋势下,一旦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化技巧在国际层面上变得十分娴熟,则它们会否成为现行国际知识产权霸权规则的捍卫者,乃至妨碍其他国家的发展,或是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却也是极难预测的。

国外知识产权战略政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源于欧洲,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导致了不同的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亚洲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各国知识产权促进战略的采取。不论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成功的知识产权战略经验,还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等后起之秀卓有成效的知识产权促进政策,都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为促进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又快又好的进行,我国应当采取创新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有其宏大而深刻的时代背景,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孕育兴起所引发的产业革命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必须以此为契机,把知识产权战略向纵深推进,在发展知识产权事业方面有新的更大作为。目前,分布式创新理论位于创新经济学理论的最前沿,模块化运行机制是国际创新企业在实践探索中运用分布式创新理论的具体体现。缺乏有效运行机制是阻碍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对于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起着基础性作用。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

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历史过程与时代使命。知识产权法的创新意义,表现在其本身的制度创新与所追求的知识创新两个方面。知识产权法产生、变革和发展的历史,即为科技、文化创新与法律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历史。理想的知识产权制度应是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也是自身不断创新的制度。现代知识产权法存在可能发生的"制度风险",影响或制约着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具有"政治企业家"的角色担当,作为创新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应在知识产权法的主体意识层面、制度设计层面以及社会运行层面作出理性反思和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