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的知识产权:中国创新战略的全球脉络

国际现行知识产权架构的本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对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谋求。从TRIPS协议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本质非但没有改变,而且日益变本加厉。作为创新基础薄弱的国家,中国唯一胜出的办法,似乎就是积极熟悉这一国际规则,并提高自身知识创新商业化的能力,以在由知识和创新统领的全球的"自由市场"中,占领知识产品商业化的一席之位。从中国创新经济和知识产权的战略规划及相关的法律、政策及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知识产权的商业化,是其核心目标。然而,这一战略定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商业利益的片面追求。在中国的战略规划中,还可清晰地看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不过,在中国企业大量走出去投资的大趋势下,一旦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化技巧在国际层面上变得十分娴熟,则它们会否成为现行国际知识产权霸权规则的捍卫者,乃至妨碍其他国家的发展,或是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却也是极难预测的。

嬗变的市场:知识产权商业化维权的司法透视

知识产权商业化维权诉讼由于带有商业性特征而被认为有诉讼正当性异化、法院价值定位扭曲之虞。然而知识产权商业化维权诉讼有其市场生成机理:以成本——收益的视角考察,存在市场交易失灵、行政执法救济不足、司法救济市场化的情形,知识产权商业化维权诉讼符合责任规则的理论设定,是一种合理、正当的维权现象。目前案件审判中存在着权属认定、证明瑕疵、侵权源头追究、赔偿数额难定等难题。为了破解审判困局,在案件之内,应当从价值导向、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三个向度实现司法优化,即以利益平衡、诚实信用作为价值导向,通过依法追加上游侵权人或合理引导原告从源头维权、合理运用证据规则等方式追求程序正义,通过严格的实体审查、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完善调解机制等方式实现实体正义;在案件之外,通过文书公开、案例指导、司法建议、普法引导、联动行政、多元净化等方式发挥司法能动性,促进市场环境优化。

论知识产权税收优惠政策的产出端扩展

税收优惠承载公正与效率之双重价值取向,兼具激励与补偿之双重制度功能,推动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的政策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日益凸显。问题在于,我国虽早在1996年就已出台了针对研发费用的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政策,但此后相关的制度建设始终围绕投入端的优惠扩展而展开,这使得目前国内知识产权税收优惠体系呈现“重投入轻商业化”的格局,难以契合域内外知识产权市场的最新变化与发展需求。基于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目标,我国应致力于扩展以“专利盒”为核心、以促进知识产权成果商业化为目标的产出端税收优惠,这不仅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释放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用,从而回应“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实践需求,通过对相关政策的合法性证成与法治路径探寻亦有助于实现对税法基础理论的解析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