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的不可仲裁与特殊情形下的可仲裁

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不可仲裁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产权天然的公共政策属性,使得作为私力救济手段的仲裁难以超越公权力对私权利滥用的合理干预。从操作流程看,仲裁与行政程序性质差异较大,难以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导致知识产权有效性始终处于“待定”状态,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同时,仲裁一裁终局并不利于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的解决,反而可能出现程序循环的弊端。然而,在满足复合型纠纷、当事人主体平等性和仲裁协议书面性三要素的前提下,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也可付诸仲裁;同时为维系知识产权体系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对于未在中国境内申请授权的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也可考虑放宽限制,允许相关纠纷的仲裁及裁决的执行。因此,应在仲裁法司法解释中明确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不可仲裁性的例外情形和条件;并以报送登记的方式保证行政主管部门对权利效力的最终决定权,以避免权利与权力冲突,切实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试论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的可仲裁性

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当今纠纷解决机制多样化潮流下愈来愈受关注。对于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是否可以纳入仲裁范围,目前颇具争议。对于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问题应顺应世界潮流予以肯定,但应妥善处理公权力的保护与可仲裁性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存在。

论知识产权有效性争议的可仲裁性——对公共政策理由的反思

公共政策长期以来被作为否定知识产权有效性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理由,但由于仲裁裁决仅对仲裁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对第三人及相关登记机关都不具有全面正式的拘束力,因而无法实际影响公共政策的要求。同时,公共政策是一个具有地域性和国别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及不确定性使其在否定知识产权有效性争议可仲裁性问题上缺乏说服力,尤其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纽约公约》适用的是更为宽泛和抽象的国际公共政策的概念,因而公共政策的反对理由难以排除仲裁庭对知识产权有效性争议的管辖权。

论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专属管辖

对于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其管辖权的一般形态是专属管辖,随着知识产权国际化程度不断增强,知识产权跨境司法救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专属管辖规则随之逐渐有所松动。对于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我国事实上长期坚持专属管辖规则,但在立法上缺乏明确的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领域的混乱,故而有必要制定我国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规则的专门立法。就制定思路而言,首先要区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类型并据此明确管辖权范围,其次要考虑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复杂性,制定较为灵活的管辖权规则,最后要重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法院的作用。

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法院的设立及运作机制评析——兼论对我国大陆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启示

为了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效率和改善国际形象,台湾地区设立了智慧财产法院。智慧财产法院采取"三审合一"的诉讼模式,但其对知识产权案件为非专属管辖。基于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台湾地区非常强调法官和技术审查官的专业化,同时赋予智慧财产法院在侵权案件中对知识产权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力。我国大陆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在配套措施、法官的专业化以及知识产权有效性的司法审查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中知识产权条款研究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的备选条款要求承认和执行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判决以及知识产权侵权判决。为了避免对地域性法理的违反及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产生负面影响,应当将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判决排除出承认和执行的范围,只承认和执行以这些问题为先决条件的民商事判决。我国在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数量、保护水平以及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承认和执行外国的知识产权侵权判决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应力争在《公约》中允许各国对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声明保留。

科技公司Patent Trolls相关问题研究

Patent Trolls是我国科技公司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为科技公司解决以下问题提供参考:(1)Patent Trolls的内涵及运行;(2)防御专利侵权诉讼的时间与成本;(3)应对Patent Trolls的选择——谈判vs.诉讼;(4)谈判战略;(5)益于诉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