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正当性理论的批判与重构

论证知识产权法正当性的激励论、劳动理论和人格学说等传统理论均不能成立。作为激励论基础的功利主义哲学本身面临不可克服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应用于知识产权法则存在忽视分配效应等偏狭的倾向。洛克的劳动论从有形财产领域延伸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时无法解释“诺齐克之问”,也与一些沿袭已久的专利、商标法律制度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人格学说更是仅能适用于著作人格权这一局部性领域。本文提出的“分配论”认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的理由在于其历史正当性:市场经济赋予知识产品财产价值和交易价值,技术条件支持知识产品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经济结构,此种历史条件赋予了与之相耦合的知识产品的法权制度以正当性。知识产权法正当性标准在于实现分配正义,具体体现为“归于组织者”“惠顾最少受惠者”和“维护公共领域”三项原则。

财产权劳动学说与知识产权——劳动学说能够为知识产权提供正当性吗?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利用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来论证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其实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自身就存在模糊性和矛盾,这种模糊性和矛盾使得其无法有力的证明财产权的正当性,因此也难以运用到知识产权正当性的证明中。即使勉强把财产权劳动学说运用于知识产权,这种学说对知识产权所产生的困难和危险也使得我们望而却步。对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证明只能另寻他途。

论知识产权对象与知识产权客体的区分

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论”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最根本、最艰深的问题。该问题充满了“语言的迷雾”,因此需要在辨析法律概念与论理词、澄清语言误用、确定其社会关系基础后,从事实与视角两个方面予以阐述。在区分论的事实指向上,从对象到权利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对象(知识)、对象的利用方式(行为)、权利客体(法内好处)与权利内容(具体路径)。在视角上,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论”可以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带来“客体式”的视角,从而形成了一些全新的命题。其中,最核心的命题是:使知识产权成为知识产权的,不是知识产权的对象,而是知识产权的客体。

论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价值基础

理性人标准的概念具有抽象性,将其广泛运用于知识产权制度解释,有违司法明确性原则之嫌。理性人标准在本质上是规范目的的诠释工具,其适用的正当性由制度规范的价值基础决定。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各有缺陷、相互抵牾,且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故其无法成为理性人标准的价值基础。相比之下,作为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的重叠共识、知识产权制度的归纳总结以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方法的工具,比例原则作为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价值基础具有合理性。

论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一个基于美国当代知识产权研究的个案分析

本文概要地回顾和评述了美国伯克利法学院教授罗伯特·莫哲思(Robert P.Merges)的研究脉络和学术成就,并讨论他在美国当代知识产权学术领域的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加入美国伯克利法学院开展研究后,莫哲思的研究重心从专利制度、软件与互联网法转向知识产权的哲学基础、知识产权作为财产权的理论研究。这既是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重新思考,也为知识产权存在的正当性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证明。莫哲思藉此参与和引领了美国当代知识产权法学的历史发展和最新进展。本文参鉴了莫哲思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现状提出了扼要的反思。

知识产权激励论再探讨——从实然命题到应然命题的理论重构

为知识产权正当性辩护的激励论面临挑战:该理论赖以证成的思想实验前提已被心理学研究部分推翻;激励效果亦得不到历史经验事实的有效支撑;且具体知识产权制度尚存阻碍技术进步之可能。然而,这仅仅意味着知识产权激励论作为一个实然命题难以证成,其作为一个应然命题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能使知识产权制度从先验、不可证的领域祛魅,回归经验的、实证的、更有利于人类福利的形态;另一方面,激励创造是诸多知识产权立法明确表述的立法意图,是一种不能背弃的政治承诺。一种可行的态度乃是:实然层面,承认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方面一定程度的失效;应然层面,以激励人类智力成果的创造与传播为核心,逐步改进现有知识产权制度。

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挑战与破解——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视角下的路径选择

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作为证成财产权正当性的重要理论,常被用于论证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并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指引。但基于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缺失性及其智力创造方式的特殊性,以“财产权劳动学说”中“共有”“劳动”“需求”三要素为导向而建立起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则面临着制度失灵的挑战。为此,不仅需要结合人工智能的自主创造特点对传统“财产权劳动学说”进行解释论层面的梳理,更需要立足人工智能的属性,以“财产权劳动学说”三要素为出发点,对既有知识产权法律规则进行立法论层面的改造,以此确保知识产权法对人工智能创造物法律保护与“财产权劳动学说”之间的理论契合,从而化解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制度所带来的挑战。

黑格尔所有权理论对知识产权研究的启示

黑格尔有关所有权的论述为研究知识产权的正当性理论、权利性质、权利限制制度与时效制度带来了新的启示。就证成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而言,黑格尔以自由意志为逻辑起点的所有权理论不仅弥补了洛克劳动财产权理论的不足,其对所有权的对象和所有权实现方面的规定也与知识产权的内在逻辑相一致。从自由意志的单一性出发,黑格尔对所有权必然性的论述不仅印证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也使得知识产权权利归属的相关设置得到了重新认识。此外,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与时效制度也与自由意志的普遍性及其客观外化密切相关。可以说,黑格尔所有权理论为证成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探寻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与审视具体制度设置的合理性提供了绝妙的理论体系。

知识产权的边界:以客体可控性为线索

权利边界的设定及新型权益的涌现,需要进一步把握权利的客体要素。客体是权利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应当具有客观事实上的中立性,不应存储有关设权的价值判断。客体上之所以能够设置权利,取决于客体的可欲性、可控性和充足性。就知识产权而言,信息的流动性和外部性,使得其正当性解释须考虑整个自然法理论:先占即控制是自然权利的来源,劳动是权利归属的依据。自力控制的客体之上,产生一般知识产权;法律之力控制的客体之上,属于类型化的法定权利。一般性权利偏于自然权利,需要提高保护强度,但不能再由法律之力强化其控制。类型化的法定权利基于功利主义设权,一方面要严格遵守权利法定的边界,对于涵摄到的客体和权能要严格保护,另一方面保护强度要低于一般性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保护的契合

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其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公法)保护的必不可少。而经济属性的实现带来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行为人会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对于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来说,不发生作用或者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对于靠市场吃饭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私主体则发挥着巨大的驱动作用。经济属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使私权的赋予具有了必要性,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经济属性的开发有利于提升文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的保护方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契合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射手网关闭的知识产权法治解读:原因及展望

知识产权法治语境中射手网关闭的原因,从规范视角看,在于"书本上的"与"行动中的"两种知识产权法长期、巨大的张力,而其存在涉嫌违法只是表面原因。从实证视角看,在于国情的巨变,即宏观上,知识产权制度的原生性需求空前高涨,微观上,我国网络视频产业正处于繁荣前夜。从哲学视角看,在于知识产权自然法正当性观念在我国广泛深入地传播。展望未来,射手网的主动关闭,可能打开我国迈向创造强国新时代的机会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