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知识产权限制理论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独占权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实践证明一味的保护知识产权,必然会导致信息的垄断,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失衡,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限制。关于知识产权限制的正当性,本文从法哲学的角度,阐述知识产权限制源于权利本身的要求,即“内在限制”,其正当性的法理基础是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构成、知识产权的经济属性“法律悖论”、知识产权的二元价值目标、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知识产权限制是公法与私法相结合,以私法为主;规范与原则相结合,以规范限制为主。

知识产权限制的理论依据辨析——“内在限制”还是“外在限制”抑或其他

权利限制的理论依据,在法理层面上有"内在限制"与"外在限制"两大理论之争;在规范层面上有"规范限制"与"原则限制"两大类别;在学科层面上有"内部限制"与"外部限制"两大来源。基于知识产权强烈的法定性和知识产权法显著的个人与社会"双重本位"特征,"内在限制"应是知识产权限制的理论依据;"规范限制"是知识产权限制的主要方式;"内部限制"是知识产权限制的主要来源,但与理论依据无涉。

工业4.0视野下的知识产权限制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在工业4.0视野下,以3D打印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以及两者结合产生的分布式制造模式,增强了个体对信息和知识自由获取并加以个性化使用的能力,但同时也打破了旧有知识产权制度所维持的公私利益平衡。知识产权限制作为一种由立法者基于现有技术进行公私利益权衡的阶段性制度安排,其规则体系与价值体系都应做出相应的调整与革新,在维护知识产权保护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知识产权限制的原因诠释

对于知识产权限制的原因,学界缺乏专门研究,以至于公共利益、权利滥用、权利冲突、利益冲突和利益平衡等概念常常被误用和混用。事实上,公共利益或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限制的价值目标,权利滥用或权利冲突只是某些知识产权限制规范产生的原因,只有利益冲突才是知识产权限制的内在原因。由于知识产品的非物质性,以及其价值来源的个人创造性与社会继承性,产权化保护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致使知识产权限制比其他任何私权都多。利益冲突作为知识产权限制的内在原因,具有广泛的法理基础和强大的理论解释力。

论国际技术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限制

对知识产权实施合理的限制措施，用以防止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滥用，防止限制贸易和对国际技术转让造成不利影响的不合理做法．是国际技术贸易秩序的重要内容。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对权利人的限制是多方面的。其中，权利用尽原则的限制、强制许可制度的限制，以及对许可合同中反竞争行为的禁止等．是国际技术贸易中对知识产权的一些主要限制。我国还是一个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竞争法对知识产权许可的限制

知识产权法是通过赋予知识产权人专属利益最大化来刺激更多的发明创造的出现,无形中推动社会进步;而竞争法则是通过限制不正当竞争来促进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应当处理好知识产权这种独占性权利与反不正当竞争之间看似相生相克,实则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规制知识产权许可中的权力滥用便成了题中之意。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合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根植于我国法治实践的土壤,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知识产权制度,应当体现中华民族“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传统美德,应当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当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当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远景目标,我国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完善与发展。

论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基本立场——兼评《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

一国反垄断法采取什么态度规制知识产权许可限制,与该国的贸易类型密切相关。一般而言,技术出口型国家对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态度较为宽容,而技术进口型国家对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态度较为严厉。目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对外技术依赖度高,属于技术进口型国家,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应采取严厉态度,对知识产权许可领域中部分对竞争损害较为严重的限制行为,应运用"本身违法"进行分析。

WTO规则与欧共体反垄断及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立法的研究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知识产权的时代。我们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应该确保它的行使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在限制知识产权滥用方面,反垄断法的作用尤为重要。笔者通过考察世界贸易组织的TR IPS协议和欧共体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探讨协调两者关系的方法和价值取向,最后结合国外的立法启示,为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立法提出建议。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经济分析

知识产权制度在赋予权利人专有的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对该权利给予相应的限制,这是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所决定的。本文试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来研究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的合理性问题。

中美知识产权反垄断限制规范比较研究——兼议国际知识产权博弈中的合法利益争取

从本质上看,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利,但它是一种在公共利益约束之下的、在法律保护和公法管理之下的私权利。私权利绝对化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当代社会,知识产权不是绝对的,它还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如反垄断限制。知识产权反垄断限制规范是指调整滥用知识产权中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范总和。美国知识产权反垄断限制的法律规范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通过完善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知识产权行政立法规范,从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限制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商务部及发改委系统等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执法提供切实可行的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依据,进而缓和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反垄断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既保护作为私权利的知识产权,又从公共利益出发,规制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垄断行为,营建充满活力而又公平有序的市场与社会环境。

论全球化语境中的知识产权非理性扩张

知识产权制度就像经济一样也在进行着全球化。在国际公约的推动下,知识产权全球化的过程逐步实现。知识产权全球化导致知识产权扩张步伐加快。正如对全球化的病诟一样,知识产权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不断扩张导致知识产权制度自身不足:忽视非发达国家的声音,忽视国际法律要求与国内法的协调,以及忽视非发达国家人权。因此,非发达国家应敢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规则的制定;在实施国际公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本地的特色,把国际普遍准则与地方性特点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人权机制,彰显非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健康权、文化的多样性权利等,抑制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非理性的扩张。

再论外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问题

外空活动私有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凸显了外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外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重构必须考虑外空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外空智力成果并不因其完成地点为无主权的外空而受到影响,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知识产权法决定是否授予知识产权。但在确定外空智力成果知识产权客体范围及对外空知识产权进行限制时,应对现行知识产权法进行改造,以兼顾外空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和鼓励外空科技创新的目的。类推船旗国法理论将登记国法适用于在该国登记的外空物体存在理论和实践的缺陷,在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中直接予以规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协调方式,而"外空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则仍需通过国际条约予以解决。

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的法哲学辩护

以权利限制的内在理论和外在理论为主线,可以较好的对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反垄断规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解读,并以此概括、提炼、建构相关反垄断制度大厦之法哲学基础。文章认为,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所体现出的知识产权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有限之自然权利观念,以及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性,为反垄断法在禁止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领域的适用提供了契机,也为具体之反垄断法律规制环节提供了指导性原则依据。

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法规与案例的阐述与分析指出,作为连接知识产权与市场的必经通道,知识产权许可合同是促进知识产权运用,遏制知识产权滥用,防止滥用知识产权形成限制、排除竞争反垄断行为的关键。为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政府应从规范对知识产权许可合同限制性条款的管理入手,提高企业与公众把握知识产权许可合同订立和实施中,知识产权合法行使、知识产权滥用与反竞争行为的界限。为此,本文对与专利有关许可合同的部分限制性条款进行了深入介绍和分析,提出了开展对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的深层次研究等建议。

著作权限制的法理学思考

一 著作权限制属于知识产权限制之一.在本质上,著作权限制和有形财产限制相同,即为了公众利益而对私人权利加以限制.

我国自主知识产品创新的特征和战略需求

所谓自主知识产权,是指由我国主体所拥有、能由自己主导或控制创新成果实施的、不受国外主体知识产权限制的知识产权。在这里,所谓自主,就是能够由自己主导或控制创新成果的实施,能够将技术成果直接服务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利。可见,自主在这里是一个政治疆域概念,涉及到国家利益。

滥用专利权争议的法律适用——以专利法与外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协调为视角

知识产权滥用争议的法律适用一直是各国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焦点议题，尤其是第三次专利法修订案出台后，有关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通过以外贸法、合同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相关立法的冲突和缺漏。由此，呼吁加强我国滥用专利权争议立法的统一和协调，以保护专利私权为基调。

药品专利限制与强制许可——基于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况的评析

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国际贸易格局中,专利强制许可因其对专利权的限制强度最大,也最为有效,所以处于专利权边界的最前沿阵地。各种知识产权限制措施构成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不保护的分界线,而这个边界是变动的和发展的。由于承载了药品知识产权、包括健康权在内的人权以及国际法等众多规则和价值目标,在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订立和实施等诸多方面也必然包含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多种较量。近十余年来强制许可实际实施例数甚少的现状既是前述复杂性的典型体现,也是各国艰难博弈和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国际国内围绕专利强制许可的立法和实践突出体现了法与政策的融合和互动,也因此暗含了各国决策精细化的必要性。中国在处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有关问题时,鉴于需要考虑的目标和价值的多元性,以及其在国际上的敏感性和实施时可能面对的压力和复杂局面,应综合考虑改善药物可及性目标的不同强度不同位阶的各种可选措施,还应在限制专利权的同时注意最大程度发挥专利制度的积极作用、促进药品产业健康发展,以及结合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定位和目标,综合选择最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