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信仰的图书馆精神

从图书馆精神的核心是知识敬畏和知识信仰,图书馆精神的重要性,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技术的关系,如何在图书馆事业中贯彻图书馆精神等4个方面阐述了图书馆精神及其作用。

知识信仰与理念信仰的分野与融合——对图书馆精神构建的再认识

论文以"知识信仰是基础,体现图书馆物本实践的本性关怀;理念信仰是延伸,描述图书馆精神时代性构建和学科思维的高端性升华"为前提,阐述了图书馆知识信仰的物本性和理念信仰的社会性、现代性,说明知识信仰与理念信仰的分野是图书馆精神现代性重构的显著标志,并指出两者融合是图书馆精神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古典目录学与古代目录学家的知识信仰

作为一种知识共同体,古典目录学的本质包含"部次条别"的文献编辑检索与组织功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梳理要求、"宣明大道"的价值诉求与文化导向等多层次内涵。此类内涵通过以儒家"经典"作品为主的教育方式与律法、政权的强制形式,促使目录学知识成为目录学家的行动原则与知识运用的总原则。此举往往会推动目录学家对古典目录学所反映的学术思想及其价值导向进行接受与遵守,最终带来依目录学的知识体系进行了解过去与想象未来的知识创新活动。

“说”和“做”:地方信仰知识的构建方式

在日常生活的信仰实践中,村民基于生活诉求和生命体验,生产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地方性信仰知识,并在共享该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及其他行动。"口头表达"和"行动表达"既是村民在构建地方信仰知识时经常运用的策略,又是这些地方知识生产和传承的主要方式。在华北地区"香头"及其信仰较为普遍,通过分析围绕着"香头"的信仰知识的生产过程,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区域民间信仰的实践逻辑。

信仰的知识和知识的信仰——对哈贝马斯《信仰和知识》的另种解读

哈贝马斯无法解构“信仰和知识”的矛盾,他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在人们无望的挣扎中试图找到一条出路,这就是缓和、而不是认同这种冲突。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欧洲的后世俗社会,而且适用于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在这点上本文与之共鸣。文章的一个新观点是,对科学的新的迷信具有宗教化倾向,这不仅是“信仰和知识”这个古老话题的继续,而且为之增加了新的麻烦。

多样化:课程知识选择的理性路向

课程问题首先是知识问题,知识选择是课程运作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受知识现代性信仰的制约,课程知识囿于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的认识论窠臼,知识的多样性被严重遮蔽。多元化的时代主题及后现代课程观的兴起,消解了科学知识的霸权地位,多样化逐步成为课程知识选择的主导取向。课程知识选择多样化可通过校本课程开发、制度变革及冲突性整合等路径来实现。

探析中国当代大学生信仰问题的根源与解决路径

信仰是人类内心中的价值体系,是人们灵魂的主宰和行动的指南。可是信仰在当代大学生中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呈现出多元化、低级化甚至虚无化的特点,无法成为他们健康成长并作为国家民族未来建设者的信念支撑。本文通过对当代学生产生信仰问题因素的分析,旨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坚定的信仰,掌握三个知识体系,即真理的知识,善行的知识,以及自由限度的知识。

论晚商的龟卜和信仰

在占卜实践中,晚商的贞人发现了“灵龟”之兆的灵验性;加之龟甲是来自远方的贡品而为王朝所宝重,所以龟甲在晚商成为占卜神物,建立起了甲骨并用的占卜新体系。占卜体系是为人神沟通而建立的。在占卜仪式中,晚商形成了甲骨文书写系统。从甲骨文看,商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了天神、人鬼和地祇三大部分,帝为至上神。而商人信仰知识成立的逻辑基础有两点,一是人间的祸根和不幸多因鬼神而起,二是人间是美好的,而死后的世界是不美好的,商人关注现世生活的信仰逻辑对我国信仰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论《三国演义》中的谯周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三国演义》中的谯周是一个矛盾的、充满张力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出场九次,但却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小说围绕"谯周劝降"展开对知识正确性与道德合理性之关系的思考。围绕谯周劝阻诸葛亮、姜维北伐演绎"天时"与"人力"、"知识"与"道德"的冲突以及知识面对道德时的有限性,以及如何评价二者价值高低的问题。"毛本"在谯周形象上的微调,除了行文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明清易代之际文化思潮的呼应,同时也表现出毛氏父子的"史家心眼",并未对谯周形象予以简单化的处理与批评。

物的文学传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承认的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对当代中国的语言实践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为《新华字典》提供了来自文学的传记性书写,呈示出其作为知识信仰、启蒙象征的丰富文化内涵,及其走向神圣化的社会生命历程,同时《新华字典》对当代作家的写作语言也有一定的介化影响。

也谈思想史的写法——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一个学术话题

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撰写,中国学者虽因受西方化思想的启发而在研究中创辟新知、取得成就,但出于民族文化的本位良知,还存有一个如何摆脱西方文化影响以尽力阐释和发扬民族真实历史和本原传统为己任的理念。只是由于在学术上时时感到对西方文化既不能置之不理而必须予以关注,又无从在思想上完全摆脱其渗透影响而感到尴尬,因而常常流露出某种焦虑乃至矛盾的思绪,但无论如何,保存和发扬我们自己的学术文化传统,则是中国学者必须坚持的学术职志和学术信念。

康德的两大发现及其当代意义

通过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康德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他的两个伟大发现:一是"人为自然立法";二是"人为自己立法"。第一个发现使得他在知识与信仰之间划清了界限,从而一方面为自然科学知识提供了形而上学奠基,另一方面又为人的信仰保留了地盘;第二个发现在于他确立了"定言命令"的绝对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这就使得他的伦理学与功利主义、快乐主义等伦理学有了根本区别。迄今为止,康德的这两个发现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当代意义。

现代性社会政治秩序与宗教——反思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

＂9·11＂恐怖事件,使得哈贝马斯局部改变了他一贯坚持的现代性之世俗主义立场。他发现,现代性秩序建构过程中因缺失了宗教超验维度,导致世俗社会秩序失却坚固而融通的伦理基础。面对现代性意识的这种缺失,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重新认识宗教,不应把宗教当作＂一种已经过去时代的产物＂。知识与信仰应该准备相互学习,哲学与神学之间需要展开对话。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世俗主义的现代性立场。他对宗教的邀请,不过是为了在国家权威与宗教运动、世俗信念与宗教信念冲突中受到伤害的现代性秩序建构寻找一种补救之策。哈贝马斯依然坚持认为,现代性社会政治秩序所需要的伦理资源、道德正义的信念来自自然理性,并不能从宗教的超验信仰中获取。就此而言,如果说,启蒙提供了一套理性解构信仰的话语,那么,哈贝马斯通过反思启蒙和审视现代性,又提供出另一套理性解构宗教的话语。

突破与类聚:2019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览

2019年度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体现了学者们近年一直坚持的突破既往成果积淀深厚且文献较少这一瓶颈的努力。《剑桥六朝史》的出版代表了英文世界研究的最高水平。国内研究中,“新政治史”在各点继续深入,体现了继承传统,走向未来的突破;“政治体”概念的提出以及新一代学者们日益增长的国际视野,造就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在物的历史、知识和信仰的历史等领域,优秀成果的年度群体亮相,使得传统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的研究壁垒渐趋模糊,新范式的运用使得更新换代的成果逐渐类聚。这一趋势目前仍在持续中。

主,我该如何爱你

耶稣对"最大诫命"问题的答复不仅颠覆了法学士的思维——只强调信仰知识的理性思辨,也挑战每个聆听福音的人:这爱的诫命不是多了一个教条或增加了一些信仰的知识,而是要我们有生命的改变。法学士以"法律中哪条诫命最大"的问题来试探为难耶稣(玛22:34-40)。在那个时代,犹太人的法律已发展为数百条具体的规定。

北朝墓葬壁画星象图与信仰

星象图图绘星斗与天象,与制礼乐、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等一切人事有关。北朝星象图主要出现在墓葬的穹隆顶壁画上,图像组合包括星图、日月、银河、二十八宿、四象、十二辰等。北朝墓葬壁画星象图与汉晋星象图,特别是汉代新莽前后的壁画星象图相比,主要区别在于,不再用图绘形象来表示星官,而且出现了动物形十二辰,图像组合及要素中出现了与佛教图像、石窟窟顶相似的情况;又较隋唐星象图组合复杂,反映出了北朝星象图的诸多特殊。学界一般认为,汉晋以来的星斗图形与传统信仰及道教禳除有关,但是佛教自早期经义译写以来,也有星斗崇拜,北朝墓室壁画星象图既有传统的、道教的镇墓与禳除意义,也有佛教往生天堂净土的观念。北朝墓葬壁画星象图使用的复杂图景,反映出其时儒释道旨趣的墓葬信仰知识体系。

再论杜威在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当杜威将康德的以自我为中心代之以自我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为中心时,他赋予这种相互作用以极为广泛的含义。他认为除了主客、心物等的相互作用外,人的全部生命、生活、行动都包含着不同的两个方面,它们的意义就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相互作用都具有实践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由自我中心论到相互作用中心论的转向实际上就是由主体性形而上学到实践的转向。从杜威关于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信仰、现实与理想、科学与哲学等方面的关系的论述,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他的实践的转向的意义。

伊斯兰教义学及其在中国的传承系统

伊斯兰教义学的传承系统,一般指学科主体知识体系的形成脉络和传承者空间上的联络序列。但后者只是对前者的背景映衬,其主体仍然是传承系统的知识构架与传承方式恪守的原则。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在特殊的时空人文背景下由穆斯林承接和建构的伊斯兰教义学知识系统,使正统伊斯兰信仰文化在汉藏语境中配置为"认主独一"的伊斯兰认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