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身份 两种写作——比较赵树理与知识分子作家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

赵树理的创作立场、艺术视角、解读方式、文化姿态等均与知识分子作家截然不同。他的农民立场以及由这一立场出发而形成的文化守成姿态与艺术表现上的民间传统坚持,同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启蒙精神、文化批判以及对艺术审美的现代化追寻有着极大的疏离。正因为此,众多文学史家试图把他纳入五四新文学传统框架中的种种努力都归于虚妄。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作家思想启蒙的历史进程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变革,逼迫每个社会成员在人生理想、生活态度、行动规范诸方面进行新的抉择。在这“世变之亟”时走上历史舞台的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十分注重在社会系统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他们加重了“先知先觉”的社会责任感,发扬光大了关心天下兴亡、提倡经世致用、注重修身养性、讲究道德文章的品质和作风,凭借自己的文化阵地,身体力行地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启蒙,即消除封建主义的地基,消除几千年封建文化造成的蒙昧。

新兴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总体审视

站在历史高度,对六十余年前一个十年中的小说作品作鸟瞰式的俯视,既要竭力道人之所未道,又要在有意无意中对一些传统的研究结论和观点,作出自己的评判与反拨,这实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由于二十年代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新小说,不仅能告诉今天的读者,中国文学为什么从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后,就有了“古典”与“现代”的历史分野,中国文学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世界进步文化对它起了何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能使人们看到,当今某些新的文学现象正是二十年代小说的特定意义上的重复出现与升华。如果通过从现代到当代这一对比式的沟通研究。

当代文学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

《上海文学》91年10期发表“新时期文学主流”为题的笔谈,张陵指出: 文革后最初一批小说直截了当地批判了前一个历史时期所造成的历史性灾难,这种批判一度流于怒不可遏的控诉,文学成为全民发泄怨气的传声筒。但是,在这个时代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里,却能程度不一地透露出一股在中国当代文学似乎早已消声匿迹的信息——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并且,由此发展开去,在不久后形成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文化性质的相对完整的文学结构。

民国时期作家型教授群体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

民国时期作家型教授群体的存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学科门类的划分,以及新文学自身的发展为作家型教授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土壤。作家型教授这一有着双重身份的群体在参与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呈现出文学、文化、教育共生共存的特征,他们在参与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对当时的大学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走出民间的沼泽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民族化和大众化往往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抵制和消解。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民间的”意味着“传统的”;走向民间,意味着走向传统和丧失现代性。因为没有强大的自我,投宿于民间的知识分子无法于第二天早晨走出客店。

抗战初期的解放区战争叙述——兼论1942年以前的解放区战争小说创作

1942年以前的解放区战争小说创作是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起点,虽然不成熟,但它们却带有草创期的泼辣和活力。本时期战争小说对战争带来的苦难及带给人们心灵的深深创伤及其对和平生活的灾难性破坏进行了较为充分地抒写和展示,也没有回避个体生命在战争环境中的独特感受。着重探讨这些小说的创作特色及其得失并指出其在中国现当代战争小说创作方面的地位。

关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近十年来抗战文学的研究有所前进,有所突破;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尚须进一步开拓,有个别看法也不无偏颇,现在略举几点谈谈。有的研究者认为,抗战打乱了新文学朝着大众化方向前进的轨程,言下之意是抗战文学没有继承并发扬文艺大众化的优秀传统,出现了新的“断层”。应当承认,在抗战时期围绕着大众化、民族形式的讨论,出现了否定“五四”

现实世界中作家的历史倒影——《文学法兰西》读札(之一)

这部1987年写就的书籍,直到32年后中译本才面世,所以至今我才知道在启蒙主义到大革命前后,法国产生了被认为的所谓"公共作家"一说。窃以为,作为"知识分子作家"一词倒是可以纳入法国的文学文化历史,虽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词是出自于俄国。但是,因为那个发生在法国19世纪末的著名德雷福斯案件中,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出来为之辩护。

悼念米兰·昆德拉算不算一种媚俗?

当米兰·昆德拉以94岁高龄去世,开始我只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句话消息,后来又发了一张在里斯本旧书店看到的米兰·昆德拉作品陈列照片,最后还在飞机上写了一首涉及他的诗。我感觉我越来越“媚俗”了,还好我没有写及泪水以及感动。“媚俗”这个概念对我们上下几代人都有影响,虽然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如苏珊·桑塔格和陈冠中对此都多有论述。

工农兵创作与文学乌托邦

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出发,在文学工作者队伍建设上,打破"知识分子"对文学创作这种行为的垄断,大力推进工农兵创作,从工农兵中培养、造就作家,是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一个有特色的重要内容。

“主体”变迁与“群众”命运

2008年的二三月间,在上海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的电子广告屏上曾高频播出"杜蕾斯安全套"的广告画面:有一艳丽时尚的女郎一边款款走过,一边暧昧回眸,这时一名建筑工人,犹如困兽一般地摆弄着头上的安全帽。广告充满情色挑逗意味,然而,在隐喻的层面上,我们却也不难看出,这种消费性的视觉表达背后的主体变迁信息:曾经广泛流行的以"

美的心灵才会产生美的作品——契诃夫的为人二三事

列夫·托尔斯泰在契诃夫逝世后怀着钦佩的心情说过这样一句话:“谈谈他这个人是令人愉快的。”契诃夫是位非常谦逊朴实的人,即便在他已经誉满全俄、蜚声海外的时候也是如此。1897年,法国作家和翻译家莫尼斯-德尼·劳施来信请他写一篇译本自序,他回信说:“我也动笔了……但写了两三遍每次都无法完篇,因为写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实在无聊啊……”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仅严于律己,也谆谆告诫他人,特别是年青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