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知识阶级”的参照下——新时期“后鲁迅风”创作的知识分子批判主题

新时期的"后鲁迅风作家秉承了鲁迅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以"俄国知识阶级"作为参照,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革"等时期的知识分子种种以奴性为中心的劣根性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指出他们整体上缺乏"俄国知识阶级"所具备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内涵。但对于"文革"等期间知识分子的表现,应该还原到特定历史情境中,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有区别的判断和同情式的理解,不宜作出"一刀切"式的简单化评价。

张炜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

张炜的知识分子批判是一种社会批判,也是一种思想批判。张炜以"业余者"与"流亡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对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进行了批判;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土野蛮"与"洋野蛮",他清醒地洞察到封建专制思想与商业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两大阻碍力量;张炜以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批评,这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现时代具有前瞻性意义。

文化研究与台湾批判知识分子的论述实践

文化研究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台湾重要的思潮和文化现象,它意味着台湾批判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一种介入当代现实的论述方式。在从"后现代左翼"到"民主左翼"的文化研究转型过程中,《岛屿边缘》和《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批判型知识分子与乡村发展

乡村发展的各种问题不仅构成了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同时也为中共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无尽可供思考的问题。那么批判型知识分子同乡村发展有何关系呢?中国乡村发展又需要怎样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呢?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于建嵘、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及周立太为案例展开分析了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特质,其推动乡村发展的条件与方式,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发展对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要求,最后指出中国乡村的发展需要更多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关注与参与。

论法学家的的社会角色——批判知识分子

法律人可分为实务法律人和学院法律人。实务法律人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因而他们在法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容易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共识。与此相反,学院法律人(主要指法学家)在法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往往容易被轻视和忽略,甚至学院法律人自身有时也未意识到自己在法治社会中所应承担的角色和社会职责。文章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将法学家定位为批判知识分子角色,并探讨法家家在法治社会里所应承担的职责和必备的素养。

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

知识分子是对现代知识文化人的一种称呼。早在该词诞生以前,知识分子的范围及其角色定位乃至社会关系就不断演化。自班达开始,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主要以批判性为重要特征出现在公众视野。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知识分子批判性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实践性的需求突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与实践性之间出现巨大张力。托尼·本尼特进而呼吁知识分子应该走向实践,回归知识分子贡献社会的角色功能,实现其真正“为公众”的社会责任。

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所谓“后新时期”，也就是后现代社会，出现了社会的市场化、审美的泛俗化和文化价值多元化三股大潮，这意味着以西方为参照的现代性已经破产，以宏大叙事为凭借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宣告死亡。在9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种后学思潮，在其影响和声势上远远不及人文精神的诉求，其后学理论也相当粗俗。

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危机及其转向

批判意识向来就是知识分子的核心特征。然而,近年来,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愈显淡薄。一方面,从政治批判来看,当下中西世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以及"后政治社会"的来临,客观上瓦解了知识分子那种"以西方来量度东方"的"旧的政治批判模式";另一方面,从社会批判来看,新舆论空间的形成和"新舆论阶级"的兴起终结了知识分子的"代言者"身份。于是,当代知识分子不得不从传统的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中"退步抽身"。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学术方式体察社会、介入社会,并实践其批判意识的新面向。

绘制思想知识的新图景--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访谈

汪晖教授是当代中国最具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2013年与哈贝马斯共同荣膺"卢卡·帕西奥利奖"。汪教授在访谈中提到了鲁迅研究与后来转向的区域、族群、历史等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关联,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现状作了总体性评述,认为"文化研究"具有解放的潜能,它将有关"他者"的问题、东/西问题、日常生活的文化政治问题等提出来了,但是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欠缺实地经验和历史维度,因此他提倡一种将"文化研究"的方法、内容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跨学科路径。无论是做中国研究、思想史,还是处理区域问题,汪晖教授都坚持总体性,试图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希望能够让少数族群或地方性的知识在中国相对主流的空间里获得表达。访谈还涉及"反现代的现代性"、"发展主义"、"草根性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阿瑞提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等重要议题。此外,汪晖教授主张用"批判的知识分子"取代"新左派"的命名,认为这样更加能够展现这一知识群落的基本立场及其内在的复杂性。

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回顾与思考

自从批判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西方学界对他们的批判便从未间断,主要集中在他们自私的动机、浅薄的知识、乌托邦叙事传统以及不道德的个人行为这四个方面。这种批判不无偏颇之处, 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回顾西方对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史,并非要彻底否定批判知识分子,而是意在使他们在后现代伊始的当下,更好地"重新定位"、"即时落位"以及发挥他们的社会功能。

葛兰西知识分子思想的再审视

对于倡导将哲学三分的人来说,二元论应当受到强烈谴责,那么,仅仅将葛兰西的知识分子思想看作是"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简单对立,是对其思想解读的偏离。确切地说,在葛兰西那里存在着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和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只有联系他划分三类知识分子时所产生的五个特殊难题,才能更为深刻地阐明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这些难点包括:(1)意识的本质源发于批判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活动;(2)保守主义的传统的前景;(3)这种知识分子在可能的接受人中所担当的角色;(4)智力工作者的概念;(5)特殊原则所导致的人文主义及全球认知前景的替代物。这些源发于葛兰西对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角色探究时的五个被争议的问题至今仍被关注:首先,批判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智力行为的接受人缺乏理解的基础何在?其次,这种采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在今天是如何兴起的?

科学家不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既要担当对社会价值的反思作用,又要以身作则做先进价值实践的典范。仅仅有批评精神是不够的,而仅靠少数几个精英更是危险的。与批判性知识分子相比,咱更欣赏那些探究知识的建设性知识分子。硬要把自己当作社会的良知,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假崇高。咱从来不相信,有谁够资格做人类导师!

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

本文对“鲁迅左翼”及其和陈映真的关系作了一个勾勒，笔者首先讨论了陈映真如何解读鲁迅作品，即把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左翼传统的象征。在此基础上，指出3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左翼传统，一个是“鲁迅左翼”，另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可以称为“党的左翼”。从二者的比较入手，笔者讨论了“鲁迅左翼”四点精神特征。这样的“鲁迅左翼”不仅属于鲁迅，它是所有的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陈映真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也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和独特的贡献。陈映真正是这样的坚持鲁迅式的彻底批判立场的后来者之一。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意义上关系隐微,但又不可小觑,他们思想上、文学上的异同取决于客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知识分子的禀性)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看,“自下而上”的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和“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的轻率性分别构成了“当事人”身份鲁迅和“后来者”身份的夏目漱石的文化背景。从主观上看,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禀性使得他们都经历了心理的挫败,不同的是,鲁迅仍以飞蛾扑火的精神投入到新一轮的搏击中,而夏目漱石则步入心灵的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

专业主义和当代医学的宗教化

专业主义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政治学家博格斯认为 ,当代医学在专业主义影响下有宗教化的趋势。本文借鉴博格斯的基本观点对我国医学发展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提出医学发展要摆脱专业主义的负面影响 。

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心》

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心》肖霞夏目漱石（１８６７年－１９１６年），日本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近现代文学家中之泰斗，他与森欧外被称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双壁，犹如一颗灿烂的明珠，在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他以深广的学识和真挚的生活态度留下了...

论“伤痕一反思”小说的奴性意识

“伤痕反思”小说的文本特征凸显了作家与民众封建、愚昧的奴性意识。在现代性危机日趋严峻的今天．要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反思，就必须重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

论"伤痕-反思"小说的奴性意识

"伤痕-反思"小说的文本特征凸显了作家与民众封建、愚昧的奴性意识.在现代性危机日趋严峻的今天,要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反思,就必须重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

在微茫的希望中前行:试评《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

在21世纪进入第20年之前阅读到"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策划出版的《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后文简称《反戈一击》)令人百感交集。百感交集的一个原因来自"历史",此读本是中国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见证并参与"文化研究"——一个国际的与在地的,尤其是亚际的知识思想运动历程——的阶段性累积。

文化研究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兼谈如何看待我国“文化研究”的困境

中国"文化研究"目前面临的困境,不只是一个有关个案研究与理论研究孰轻孰重的问题。因此,不能只从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方面寻求突破,更要深入探讨文化研究群体自身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英国文化研究的初创者勇于从自身的斗争实践和阶级经验出发,以批判性的态度重新考察英国精英主流文化政治传统,从社会底层汲取思想活力,明确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从而在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两个领域实现突破。中国的文化研究实践者应克服学院体制及学科建制的束缚,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生活,热情关注新兴的民众文化运动,关注弱势阶层的文化权利,自觉担负起"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样才能让文化研究学术与政治生活保持相互促进、相互对话的生动关系,努力为我们的文化研究确立更富前瞻性的政治视野,勾画出更富有理论穿透力的分析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