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企业知识劳工加班成因研究

加班是劳工领域长期关注的议题。本文从劳动控制和劳动自主性双重视角出发对互联网企业加班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首先,从行为主观态度和加班增益角度可将加班划分为三种类型:主动增益型(自主加班)、被动增益型(被动内卷)和被动非增益型(游离群体),不同类型加班成因各异。其次,加班不单纯是制度胁迫个体的结果,在加班过程中,企业制度层面的员工年龄结构、考勤制度和福利体系发生了关键作用,同时知识层面的基于加班产生的群体区隔和矛盾心态,无不体现知识劳工的特殊性。最后,本文对加班所带来的成长性和扁平化管理进行了讨论。

知识劳工、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理解中国IT程序员

基于"知识劳工"的理论框架,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探究了在中国小型互联网公司就业的IT程序员的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通过对个人式回忆的话语分析,本文揭示出他们四个层面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建构,包括:基于技术经验和专业主义的认同;以自我提升为目的,对高度流动与内在风险趋于中立化的阐释;使用"码农"一词来体现工作的高压与遭受圆形监狱式的监控;以及使用"屌丝"一词来进行自我表达和集体抗议。IT程序员基于自身工作经验的边缘话语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方面的主流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凸显的明证。本文的研究进一步确认,"知识劳工"的概念不尽然与专业技能、传播、创新、知识等话语相连,而是对数字经济时代下劳动者的生存困境和凝聚力等问题的再阐释。

粉丝中的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B站粉丝剪辑视频为例

信息社会背景下,网络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弹性的兴趣劳动成为可能,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劳动生产新样态。作为知识劳工的部分粉丝的弹性兴趣劳动存在于B站粉丝剪辑视频及其他粉丝再生性文本的生产与传播的各个环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粉丝付出的弹性的兴趣劳动不只是为了追求娱乐带来的快感与满足,同时还是为了在生产创作粉丝剪辑视频及其他粉丝再生性文本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展演和自我认同建构。需要注意的是,弹性的兴趣劳动的特点使玩乐消遣与创造价值的劳动生产之间的边界渐渐模糊,粉丝付出的弹性的兴趣劳动背后的资本的控制与剥削因而也更加隐蔽和难以识别。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控制与剥削逐渐跨越时空、国界、阶级,成为全球化普遍现象。文章采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参与观察部分作为知识劳工的粉丝为创作粉丝剪辑视频并在B站上传播所付出的弹性的兴趣劳动,分析B站粉丝剪辑视频的生产及传播过程,并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不加班不成活”:互联网知识劳工的劳动体制

与工业时代的劳工相比,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知识劳工及其劳动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互联网UI设计师的调查表明,知识劳工的常态化加班机制,是互联网产业的金融化、知识技术的迭代化和工作的弹性化的结果,体现为资本的隐蔽劳动控制与劳工的有限自主性的互构。互联网企业经由项目制、弹性工作制度、绩效考核与组织文化,形塑知识劳工对加班的自愿性服从,从而掩蔽了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剥削。在这一过程中,劳工尽管可以作出主动学习、跳槽、转行等应对策略,但总体而言,这样的自主性是有限制的知识劳工的自主性。因此,应该重申互联网时代对知识劳工的劳动体制的反思,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构建一个共建共享的劳动体制。

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

传播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重新定义了信息社会的传播劳动力价值和劳工的阶级地位。福利国家时代盛行的福特主义向市场经济国家时代深具弹性的后福特主义转变,弹性雇佣制度取代了终身雇佣制度,社会保障网络已随市场经济的深化彻底瓦解,知识劳工的安全感和稳定性逐步消失,转型中国也不能幸免此一全球性资本逻辑的渗透。本文采用民族志实地调查与问卷统计的研究路径,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理论,以上海某综合性网站为例,聚焦典型地因市场经济和传播新科技而应运而生的网络编辑群体,作为网络知识劳工的一种类型,在转型中国遭遇了宏观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尤其是房地产的彻底商品化)、弹性雇佣、强制性消费主义等制度权力的剥夺与宰制,从其生活境遇和工作环境的劣势透视出那些笼罩在传播新科技和文化创意经济"光环"下的都市网络知识劳工逐步陷入无产化、贫困化的困境。

制造梦想:平台经济下众包生产体制与大众知识劳工的弹性化劳动实践——以网络作家为例

本文是关于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下劳动过程变迁的探索性研究:以网络文学产业平台上的网络作家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索众包生产体制下平台资本跨时空地动员和整合大众创造性劳动的弹性化积累实践。研究发现,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平台资本通过众包生产体制,将大众的创造性活动纳入到网络文学的生产过程,隐蔽地将网络作家转变为文学产业平台的知识劳工。网络文学产业平台通过"梦想"的机会制造和技术控制,重建劳动价值体系,使网络作家积极地参与到自我规训的生产过程之中。众包生产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使平台资本实现了跨时空、跨阶级的弹性积累和新形态的垄断控制,模糊了真实的劳资关系;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兴趣与劳动、闲暇与工作的界限,使网络作家的劳动身份更加隐蔽,使其劳动异化从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整个生活世界。

互联网零工经济中的知识劳动:兴起、劳动控制及劳动者认同

互联网零工经济催生了劳务匹配新模式,诞生了以内容创作者为代表的知识劳工群体。零工劳动所具有的灵活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得到极致发挥,知识劳工在劳动过程中体现了不同于一般劳务零工的主体性与自主性。然而,互联网平台凭借技术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对知识劳动过程施加隐蔽、广泛的控制,因而在知识劳动过程中劳动控制与劳工自主性是并存的,劳工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平台的"赶工游戏",形成了对劳动的认同。

新媒体语境下众包新闻生产中的弹性雇佣关系研究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造成了冲击。近年来,不少媒介机构不再雇佣专职记者,取而代之的是组建覆盖全球的新闻专员网络社群,通过与他们建立弹性雇佣关系,进而低成本、高效率地生产新闻内容,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以及海外新闻专员为媒介机构创造核心价值的过程。

与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协商：以“拖延症”现象为例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通过网站收集的资料和深度访谈。考察了“拖延症”一词在中国互联网和都市流行的社会结构性条件和作为话题进行社会互动的日常情境。研究发现，知识劳工群体无法高效工作而产生的焦虑和痛苦情绪是“拖延症”书籍出版营销的社会心理基础，都市信息产业和知识劳动的后福特主义特征则是拖延行为大量出现的客观原因。“拖延症”一词的使用有着多元的社会情境，对于“拖延症”的态度也因个体对工作价值和工作伦理的看法而有较大差异，包括自嘲、玩笑、借口、自我监督和自我谴责，这些差异反映了中国的知识劳工对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认同程度与协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