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型移民的总体特征及结构性分化——以北京市为例

以往的移民研究更多聚焦农民工群体。然而,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知识型移民已达四分之一,他们的特征是年轻化和职业专业化。户口不在北京是他们共同特征。在他们内部出现了结构性分化,既有职业状况不稳定、收入不高的群体,也有已达到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群体,随之出现了不同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行动模式。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分析知识型移民的总体特征、结构性分化及现实意义,揭示在整合移民研究和社会分层研究的基础上关注这一群体的必要性。

国内知识型移民社会融入问题探讨

知识型移民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高层次性、高创造性、高流动性等特征。我国国内知识型移民的主要动因表现为经济理性选择,移民者基本依赖才识实现社会融入,但我国在政策制度方面对知识型移民存在制约因素。我国应从创新移民政策、健全区域协作制度、优化移民生活环境、制定人才引进与培养规划和完善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促进知识型移民的社会融入。

知识型移民与务工型移民自评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分析

在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移民群体的健康问题不仅关乎其自身发展,还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实证研究发现:1)影响知识型移民自评健康的社会因素与本地居民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客观社会经济状况与主观人际信任等社会因素均发挥作用。2)相比知识型移民,务工型移民身体自评健康更大程度上受政府信任等主观社会因素影响。提升政府信任可以有效地促进务工型移民的自评健康。据此,关注影响移民群体主观社会因素,对于降低知识型移民与务工型移民的健康风险,消除健康差异、巩固社会稳定、提高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知识型移民的社会适应优势

"知识型移民"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相应知识技能,在不同地域之间进行流动,以在新的移入地为定居目标并定居一年以上的迁移人口。在知识型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即基本生活适应、发展满足适应和文化心理适应中"才识"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知识型移民社会适应的主要优势。"才识"对这一群体社会适应发挥作用的机制依托于知识型移民自身的客观条件、主观心理和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三类因素。

城市文化背景下知识型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研究

知识型新移民在城市中的文化认同和融入行为对于城市社会资本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A市的161位知识型新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他们在来A市时间、户籍、社会交往、文化适应和迁移意愿等方面的身份认同情况,并影响知识型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文化自觉性等,以切实强化知识型新移民对身份的认同。通过研究,可以看出身份认同对社会融合有重要作用,并了解知识型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对于促进其社会融入、推动城市发展和人才战略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冲突到融合——“知识型准移民”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湖南多城市的探索性问卷调查,研究城市准移民群体中规模庞大、亟待关注,却被忽略的"知识型准移民"青年的社会适应与城市融合问题。从道德社会学视角作了探讨。

社区嵌入视角下新移民知识型员工离职动机研究

高速城镇化背景下新移民知识型员工的高频流动性困扰着众多企业。运用社区嵌入理论,在新移民知识型员工流动管理中,通过问卷调查,深刻考察了不同的社区嵌入维度对新移民知识型员工离职动机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联结、社区匹配和社区牺牲对新移民知识型员工的离职动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高的社区联结、社区匹配和社区牺牲嵌入程度均有助于减弱新移民知识型员工的离职动机,有助于企业留住优秀的知识员工。同时,社区牺牲对离职动机的解释力度要略高于社区联结与社区匹配。

策略性“报忧”与“孝”伦理重构:知识型新移民的家庭支持寻求机制及其文化内涵

该研究将家庭这一结构性要素引入流动人口研究,透过深度访谈考察知识型新移民向父母“报忧”以寻求家庭支持的机制及其文化内涵。结果表明,知识型新移民会根据话题的复杂程度、对象、情境等策略性地向父母“报忧”;他们在践行以“孝悌”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的同时,也透过持续性的异地亲子沟通赋予该伦理全新的意涵;移动媒介不是当代家庭伦理重构的原动力,但它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伦理重构的可能路径和方式,未来聚焦知识型新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有必要将家庭要素纳入考量。

城市知识型新移民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探析

教育和就业制度改革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知识型新移民的规模日益扩大,并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高素质化与知识化群体在为城市发展建设注入活力的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认同条件,面对新常态下的异质共同体其政治认同程度较低。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效能感和城市的文化认同成为这一群体政治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对于知识型新移民政治认同的塑造与提升,城市管理者应从调整和发展本区域经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实现多元文化共存等三个维度来考量。

知识型新移民文化融合的内容及途径分析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日渐加快。在东莞城市建设过程中,知识型新移民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也是该地区市民群体的重要组成要素,"新莞人"和当地居民共同推动着城市的繁荣与发展。知识型新移民生态融合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必须经历三个阶段,"适应—共生—协同",而在每个阶段融合形式各不相同。为此,必须全面、客观分析知识型新移民文化融合的具体内容,通过不同途径采取可行的措施予以完善,进一步推动知识型新移民文化融合进程,更好地展现"新莞人"具有的价值,不断促进东莞地区经济持续发展。

地域认同:数字融入促成社会融合——基于知识型新移民微信使用效果的实证分析

新流动范式的兴起,要求研究者将数字融入和社会融合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微信成为流动人口彼此联结的主要方式、人才之争日益升级的当前语境下,本文致力于探讨知识型新移民的微信使用对其地域认同的影响。基于福州和厦门两市599名知识型新移民的调查研究显示,微信使用对该群体的地域认同有直接、正向的影响;透过线上群际交往,微信使用反向影响知识型新移民的地域认同;透过线下群际交往,微信使用正向影响该群体的地域认同。这一结论在印证数字融入与社会融合的关联性的同时,启发研究者在预测微信使用效果时将群体特性纳入考量,并进一步发掘微信使用作用于地域认同的其他路径。

知识型新移民城市文化认同对城市文化融入行为倾向的影响

知识型新移民是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探究该群体的文化认同与融入行为倾向对获取城市发展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拟以395名知识型城市新移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从个体—组织—社会的跨层次主体视角来考察城市文化认同在城市文化融入行为倾向之中的影响路径,探讨组织自尊的中介作用及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文化认同与城市文化融入行为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组织自尊在城市文化认同与城市文化融入行为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公共服务满意度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为城市文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也为加快促进知识型新移民的城市文化认同与融入行为倾向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社会态度、政府信任与不同类型移民群体的心理健康

基于“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双向的社会交往意愿、社会冲突意识、社会问题感知等社会态度对知识型移民与务工型移民心理健康的效应。结果表明:(1)双向的社会交往意愿通过提高知识型移民的政府信任,对其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效应。社会冲突意识对知识型移民的心理健康具有消极影响,政府信任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2)本地居民对移民的交往意愿对务工型移民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而社会冲突意识、社会问题感知对务工型移民心理健康具有消极影响,并且政府信任在这些影响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据此,关注知识型移民与务工型移民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社会态度的形塑、提高移民群体的政府信任水平是促进其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

城市女性新移民的职业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女性新移民包括"务工型"和"知识型"两种基本类型。对湖南省的调研发现,她们面临较为突出的职业脆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职业类型繁多、脆弱面源广泛;职业质量不高、脆弱程度加剧;职业流动频繁、脆弱窘况难变。人力资本偏低、家庭照料束缚、市场需求偏好与社会制度缺陷,则是导致她们职业脆弱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要把消除城市女性新移民的职业脆弱性,增强其公平感、获得感、幸福感贯穿于社会治理和改革发展的全过程。

跨国主义视域下近代江苏海外移民探析

江苏近代海外移民类型多样,既有传统的劳工移民和职业型移民,也有来自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型移民,其在近代江苏特殊的历史、地理和经济、社会现实推动下,构成近代中国海外移民浪潮中的重要一支。与广东、福建等近代移民大省相似,江苏地处东南沿海,对外开放较早,且人口压力较大,但江苏海外移民呈现出鲜明的自身特征:一是移民规模较小;二是移民类型多样,且知识型和职业型移民占比较高;三是移民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参与度更高。这些特征既缘于江苏自古以来重视文化和教育的传统,也是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决定的。

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房价上涨的视角

如何吸引和留住更多的知识型人才是影响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基于知识型员工与一般劳动力之间的特征差异,通过个体、组织和城市三个层面构建完整的影响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的因素体系,并重点关注房价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整体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分组情况下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性。此外,个人和家庭收入状况、组织对员工职业生涯的管理及城市级别对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的影响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