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文明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是左翼知识分子人民史观生成的现实基础。基于对作为文明危机表象的诸多社会问题的体察和认知,左翼知识分子意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并在思想和实践层面接纳了有着丰厚历史变革意涵的“人民”一词,将之纳入对社会历史的分析,从而形成了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历史解释范式。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有着关于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理论逻辑,以及到人民中去和从人民出发的现实理念。这一历史观突破了英国史学传统中精英史观在社会历史解释方面的主导局面,其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解释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兴起的诸多社会史流派,从历史和现实的层面彰显了人民的价值和地位。

台湾后现代知识左翼思潮批判

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后现代知识左翼"在台湾学术生产和话语生产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但以后现代主义为基础的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苍白无力的,始终没能提出一种替代方案或未来图景,这也是台湾思想界长期无法有效对抗"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重新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实践哲学路线。

1938—1942:左翼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

延安文艺的建构实质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而1938—1942年基本是在左翼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建构。在中共开放正确的文艺政策感召下,大量左翼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并成为延安文艺的建构主体。他们延续着五四新文学以来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秉承着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建构自己的话语平台,开展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进行纯文艺理论论争,倡导引领批判揭露的文学新潮,按照自己的观念主导着延安文艺的建构,促使延安文艺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繁荣局面。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政党政治的需要,知识分子意识逐步被政党意识所取代,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便让位于中共意识主导下的延安文艺建构的新阶段。

伊朗左翼知识分子马莱基及其“第三条道路”

马莱基是巴列维时代著名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因反巴列维王朝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前后三次被捕入狱;他对左翼运动阵营内盛行的马列教条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一条"既要苏联的经济民主,又要美国的政治民主"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先驱者,他是伊朗国内最早倡导政治对话、议会民主、妇女权益、土地改革、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等主张,并对当时国际上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探索的著名政治理论家之一。

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变化

大革命失败以后,日益走向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越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唯一真理,并以此审视中国思想界,凡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均视为"反动","反对一切"成为常用语。但1936年后,原来所反对的大都成了联合的对象,"联合一切"成为口号。在这一进程中,左翼知识分子对世界文化的认识,从资社之分又回到中外之别;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认识,从单以"封建"相称又回到古代、传统等说法;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从视其为"帮凶"到承认其"有一长"。这些用语的变化是思想变化的明证,明显受到中共政治斗争策略变化的影响。

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

革命、青春与文学的先锋叙事——中国现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性格论

20世纪的中国左翼革命是深刻改变了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向度的重要现象。在革命所昭示的社会正义感和普适的道德原则的影响下 ,初涉革命之途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凭借青春激情反抗现有社会秩序、抵御庸常的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圣洁化的文化性格 ,并以新质的文学叙事呈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

中国左翼知识界的形成及其价值旨归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发达的现代文学生产方式和左翼文艺团体的勃兴是左翼知识界形成的前提。左翼知识界的形成是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根本条件、历史文化语境和动力资源。

民粹话语与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塑造

民粹主义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重要标识,其构成远承中国传统的民本论思想,近受俄国民粹派运动的影响。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民粹主义不仅是革命实践中进行社会动员的情感元素,而且是文化建构中不断趋向大众、走向民间的思想资源。左翼知识分子在言说方式和言说姿态上呈示出了借重民间形式、靠拢民众情感、皈依乡土道德的文化品格。

西欧左翼知识分子近年来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在西欧，除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外，历来都有这样一批知识界人物，他们或置身于社会主义政党活动之外，但在思想上却关注和服膺社会主义，或虽在组织上属于这一或那一社会主义政党，但发表的意见却并不代表该党派的正式主张，而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他们就是我们这里所说...

荆棘途中的跋涉——中国现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性格论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基于对人类生存完满状态的向往而投身革命,但自我情感方式却与具体的革命实践之间产生了深刻裂隙。在革命理性的召唤下,经由思想改造运动,左翼知识者放弃了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逐渐认同工农大众的价值取向,最终趋归特定意识形态的文化规范。这一思想嬗变过程,凸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分裂与聚合——从《金色笔记》看五十年代英美左翼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20世纪50年代冷战阴云拉开了序幕,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鲜明的动荡性,且无可挽回地对英美两国左翼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创伤。文章通过摹写安娜·沃尔夫、索尔·格林和汤姆·波特曼等左翼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迷惘、挣扎与矛盾,以《金色笔记》具现了左翼内讧、麦卡锡主义和“左”“右”思潮以及并行于英美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多重创伤,描述他们由“分裂”走向“聚合”的艰难历程,同时成功勾勒出20世纪中叶复杂的道德风貌和政治图景。

左翼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意识的生成、分歧与历史影响——以“留声机器”之争为中心

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成员中发生了"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器"的论争。在外部政治话语并未介入的情况下,左翼知识分子自发地形成了否定"个人主义"立场,转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自我改造意识,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思想在新历史语境下的转换与再造。但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由于中国特殊的"后发现代性"境遇,在具体的改造方法上,左翼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较大分歧。这次论争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宣传与相关文艺运动的展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值得引起学界进一步重视。

温和的左翼:抗战时期史家张荫麟的论政与参政

粤籍史家张荫麟年少已在学界成名,同时对于政治长期有着超乎寻常的关心。"七七"事变前,持费宾社会主义之学说,同情中共,抨击政府对日的软弱外交,论政属于温和的左翼;事变后复又参与重庆政府之事务,试图为抗战出力,却无法一展所长,为时半年便黯然淡出,协同张其昀创办《思想与时代》以进行"文化保守"之工作。提出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共以外的左翼人士亦能为政府所用,却又无法大用。民国知识分子虽然逐渐边缘化,但仍普遍认为继承"道统"或代表"清议",预示着全国人心的走向。通过张荫麟的进退经历,正可认识左翼知识分子在抗战时的思想趋向,亦可帮助理解抗战结束后为何人心思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学观的建构——以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时期为言说核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学观话语领导权的初步确立,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特别是激进派)主要通过三个层面进行建构:一、通过对创造主体的重新塑造,奠定了左翼文学的生产基础;二、对文学重新定义,为左翼文学开辟了发展空间;三、在传播与接受领域,为左翼文学建构了现实舞台。

《新左翼评论》的自杀

英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 2000年秋季号（总第 88期）刊登了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 的《〈新左翼评论〉的自杀》一文，认为《新左翼评论》的改版表明安德森等部分英国左翼 知识分子放弃了批判性思考的传统和责任。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陈映真与左翼知识分子的忧郁症

一西奥·安哲普罗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电影《尤利西斯的凝视》(Ulysses’ Gaze)讲述了一个现代奥德修斯的还乡之旅。九十年代初,一名希腊裔美国导演重归故里,回到巴尔干半岛,企图寻找曾经记忆的点滴。当他一路逶迤而行,目之所及均是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和破碎的社会之梦。东欧剧变之后,涌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将昔日繁华富裕的南斯拉夫推向动乱与分裂。四处弥漫的失败情绪使得这段旅途充满了哀伤与幻灭之感。

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以非学院化与去学科性的文化研究为主要方式与种种前沿理论的复杂互动。它们有着德法英美源头与主脉,对马克思主义既是挑战又有在低谷中的复兴作用。在"理论之后"西方知识左翼面临危机,盛极而衰,期待着新人、新思维和新理论。新近,日本后马克思主义者柄谷行人从康德到马克思的"跨越式批判",把经济视野带回文化研究。他以消费者的联合实现资本-民族-国家解体的共产主义途径,仍然是一种新乌托邦。与之相对,杰姆逊提出维护福利国家"大政府"实现剩余价值再分配的方案,则比较接近马克思关于资本自身否定的逻辑。这是一种"回到马克思"之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