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培根到哈贝马斯: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的演变——对西方近现代知识政治学学术资源的探寻

基于知识说明政治道理、规范政治行为,将政治运作纳入知识的检视之下,形成和谐的知识与政治关系,是知识政治学的基本要义。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潮的主题之一,培根、孔德、韦伯和哈贝马斯都系统地阐述过政治与知识的关系思想,其中富含着知识政治学的学术资源。

舆论监督的三种话语形态——探讨舆论监督的一种知识政治学视角

(一) 西方没有"舆论监督"的概念,只有"public opinion"和"watch dog"两词大体上可以和我国的"舆论监督"一词相对应.从这两个词可以看出,西方对"舆论监督"的认识理念大体上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最基本功能就是"提供信息",而舆论监督只不过是大众传媒基本功能的延伸功能之一.新闻媒介只要能够全面、公开、及时地提供信息并形成在此基础上的相对多元的意见表达,也就具备了媒介的"公共性".

知识政治学视域中权力的形相分析——从曼海姆、布迪厄到后现代

自现代以来,知识与政治的结合越来越密切,知识与权力的联系与互动形式不断变化。曼海姆通过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知识社会学分析,认为二者的区分是权力的作用的结果,而弥合知识与社会疏离的唯一途径是文化的民主化;布迪厄通过对知识场域中权力资本及其惯习的深入分析,指认政治力量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而以福柯和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学者则通过揭露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及其规训和统治社会的实质来批判知识的话语霸权。

政治光谱下的知识——一个知识政治学视野下的研究

无论是人与大自然之间,还是统治者与受治者、领导国与依附国、执政党与在野党、乃至团体之间和个人之间,一切统治均奠基于统治者的知识优势。在政治光谱的照耀之下,知识得以露出其权力的面目。知识既建构了知者—被知者、知者—无知者、新知者—旧知者等权力关系,又重塑着统治者—受治者、敌人—友我、本族—外族、上司—下属等政治身份认同。知识既是权力的眼睛,也是权力的灵魂;它既行使权力,也创造权力;无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还是其创新与发展,都遵循政治争斗的权力逻辑。因此,一部人类知识史,乃是知识权力化与权力知识化相互激荡的历史,由此阐明知识与政治的血肉关联、澄清知识的政治本质与政治的知识基础,乃是摧毁一再夸耀政治中立、价值无涉之纯粹知识神话的捷径。

“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知识政治学视阈中的中古中西政治形态差异

"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模式,是中古时期中国与西欧政治形态差异的集中体现,二者本质差异在于关于政权的道理及其确证的区别,其本质差异的深刻原因便是二者拥有的知识基础不同。

知识政治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场域构建

知识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变化改造着权力的结构。在传统社会,基于生存本能的自然演化同步开启了知识生成与人的生成,在原始的叙事结构中埋下了权力演进的知识线索。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通过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功能的演化,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场域,通过知识与政治的共谋与分裂,进行着辩证的双向整合,成为社会团结的新的力量。在后现代社会,历经知识的祛魅和返魅,意识形态在象征性生产的基础上完成了自身的再结构化,成为无法终结的历史世界。

知识政治学:国家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调用

知识被视作现代社会构建及其运行的核心要素,相对于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而言,知识政治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缺少具有学科自觉的纲领性议程,理论脉络零散而缺乏基本共识;另一方面讨论层次偏重于实践性方案,未能对丰富的知识现象形成政治逻辑层面的总结。国家治理既要对不同主体的知识类型进行整体性考虑,又要根据不同知识类型的异质性特征设计针对性调用方式。根据调用目的与情境的不同,国家治理的知识调用逻辑可以分为合法性逻辑、适应性逻辑、确定性逻辑与回应性逻辑,这四种逻辑在优化治理过程与方式、提升治理目标与效果的治理需求中有差异性体现。知识政治学需要明确知识在治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尤其需要把握数字时代知识政治丰富的研究机遇,为解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疫病命名的知识政治学:重思全球卫生治理难局

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四次影响甚巨的“大流感”的命名,都是特定行动者出于特定的科学实践、政治立场、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进行的知识再生产。然而它们的科学名称常常不敌流传甚广却不够科学严肃的“通俗名称”,后者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同特定的地域、群体、生物,或是特定的文化、习性、行业、职业关联起来,进而还常常选择性使用容易引起过度恐惧的术语。特定的行动者以此为名,调用知识和动员舆论来推进疫病防治,而被关联的对象必然因此遭到“污名化”,进而产生一系列溢出效应,这对国家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和全球疫病的防治产生了广泛而负面的影响。针对疫病命名的知识政治学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全球卫生治理难局的成因关键和解决出路。

政治学理论中的隐喻在知识产权制度调适中的运用

西方知识产权政治学理论挑战了过去三十年来知识产权制度急剧扩张的理论基础,其论战的修辞工具是隐喻的运用。历史叙事的模式下,杰斐逊难题、必要之恶、思想的圈地运动、信息封建主义、生物海盗、文化海盗等隐喻不断被提出,人们通过将知识产权扩张运动及其背后的利益分配与人们所熟知的关乎人性和尊严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并以此种方式建立人们熟知的复杂的"经验模型",促使了或正在促使知识产权制度的适度调整。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学知识精英的分化与选择

精英主义理论认为精英的不同作用或者控制方式塑造了政治、社会、文化系统的特征与边界,甚至影响了国家制度结构的中心方面。在传统的中华官僚帝国中,儒生士人构成了政府和社会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特权集团,是政治、文化、社会三种类型精英的“三位一体”的复合。在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知识精英逐步从作为复合型精英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中分化出来。这一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政治学知识精英,也就是那些主要从事政治学及相关专业研究的学者、专家、教授等,因其独特的知识与专业能力,以及政治变革的迫切时代诉求,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学政互动”现象。面对“治学”与“治术”之间的协同与矛盾,他们试图通过民主政治的形式尝试各种现代化的模式,不断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方案与制度安排提供各种类型的可能。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如同其他学科知识体系一样,是该学科的基本元素和有效载体,彰显着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政治学学科自恢复以来,逐渐唤醒学术自觉,启动了与本土学科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知识体系建设。然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着眼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学建设的需要,中国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高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认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和凝练新知,以更为开阔的视野、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来提升中国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的能力;通过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生产和传播能力来提升中国理论服务中国现实的能力。

高教改革亟需政治学观点与视角——兼论高等教育政治学的动力、命题与品质定位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涉及到认识与理念的多方面问题。政治学的视角与观点无疑为人们厘清现实纠葛、深入问题本质提供助益。高等教育实践是推动高等教育政治学发展的原初动力,而回应与丰富已有的知识政治学知识则是高等教育政治论应自觉承担的责任。高等教育政治论的核心命题与内容涵盖诸如高等教育国家治权合法性等宏观、中观与微观的多个层面。理想的高等教育政治论应该具有透彻、清明与开放的品质。

论知识与政治权力的相关性

知识问题涉及的是知识的来源及其确证的问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政治权力之所以与知识紧密相关,其原因就在于政治权力具有与知识类似的某些特性;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关系不仅建立在一种可疑的知识论基础之上,而且还须以究竟何为权力以及权力如何介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等有争议的解释为前提;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很早就被柏拉图等思想家们所关注,它涉及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控制的限度与范围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主题;对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将有力地促进新兴学科——知识政治学的发展。

略论政治文明的知识基础

正义良善的社会何以可能?这既是政治的母题,也是知识的母题。政治的知识化与知识的政治化相互激荡,规定了政治文明史的规律与走向。无论置身于人与大自然的权力关系,还是处于人与人的权力关系,每个人都是特定权力关系的当事人,其知识不过是对权力关系与权力身份的认知。所以,一切知识都是权力当事人的知识。只有将知识置于政治光谱之下,才能切近知识"为大自然和社会立法"的权力本质,从而为当代政治文明提供厚实的知识论基础。

现代化模式与现代政治理论的起源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话题的兴起,现代化研究再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方能更加彰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英美现代化是商业阶层推动的,法德日的现代化是官僚制起主导作用,而俄国中国等则是政党主导的现代化。二是现代化组织形式的梯次性。现代化运动组织化程度一浪高过一浪,依次是公司制、官僚制和政党制。然而,殖民地遗产是碎片化政治,国家组织不起来,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所在。三是性质各异的现代政治理论产生于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或者说以政治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诞生于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流行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分别是英美商业阶层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官僚制推动的现代化模式的产物,而俄国-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则应该催生政党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但是,社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宰制性地位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教学法关系的思考

本文阐述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政治学教学法关系的一些问题,首先从古今中外知识格局演变的角度,阐述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各大文明地区中的意义。古代中国有一套自己的治国理政知识体系。当代中国开创了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在政治发展和实践上积累了丰厚的政治学资源。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大国,中国自然也有与之相称的政治学知识宝藏。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会带动政治学教材的教学育人改革创新,依靠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就能解决好“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这么教”这一新时代政治学的育人问题。本文最后还提出中国政治学者要重视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教学教材育人中,加强对中国政治学知识原创性成果的认定和推广、使用的建议。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十论

本文从十个角度阐述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点、取向和意义,这十个部分分别是:关于独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事关文化领导权和文化解释权问题,关于从食洋不化到创造性转化,关于政治学概念自觉,关于政治学话语体系与讲好中国政治发展故事,关于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关于如何学会在为别人咨政育人的过程中促进社会科学走出去,关于政治学教学法改革问题,关于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和立场,关于政治学评价体系建设问题,以及关于政治学知识体系与中国政治学叙事确立。文章认为,独立的、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中扮演重要作用。一个大国,若无独立的、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则其意识形态安全就会很脆弱,缺乏防御,容易为外界渗透和改变,失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理论和舆论环境,更难以为自身发展提供持续的文化和价值支撑。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话语体系和国家政治话语体系相互辅助,两者相得益彰,则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就稳固。中国是一个世界政治大国,也应该是一个政治学大国,一个政治大国必有阐释自己和阐释世界的且有广泛影响力、感召力的政治理论。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great vi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ccelerating from philosophy to reality but,based on practice,more profound thinking,sound theories and efficient policies remain necessary for ultimate success.Strategic issues include globalization,advancement in Chinese philosophy,Islamic modernization,and technological and productive forces,while the challenges in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re continual.Significant technical issues lik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s,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response to NGOs,monetary and financial capability,and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expertise will predominate going forward.

比较政治“学”?——学术史与学科性的反思

作为美国政治学发展特定进程中形成的、以“外国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比较政治研究并非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本文通过考察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演生史”以及中国政治学科重建以来对“比较政治学”的引进过程,从学问、学科、科学三重意义上,讨论了19世纪末现代政治学逐步成型以来,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从“比较政府”到“比较政治”、从“科学自觉”基础上的“学科自觉”到“方法自觉”的发展历程、知识特性与经验教训,力图澄清比较政治研究的若干模糊认识;同时对照美国比较政治“学科化”的经验教训,探讨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改善空间与当前任务,即从“学科自觉”迈向“话语自觉”与“知识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