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权力视角下场域对口译员的赋权与消权研究

从知识-权力视角出发,通过对真实口译现场的分析,研究场域对口译员的赋权与消权。研究发现:不同口译场域的特性和要求会影响口译员的权力,场域知识的丰富度与适用性决定了口译员在特定场域的表现和权力地位;拥有相关场域知识的口译员能更好地判断口译场域的赋权、消权情况,据此合理处理信息;场域和场域知识对口译员的赋权与消权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口译场域的融合性与可变性也会使口译员权力发生变化。因此,口译员应关注场域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场域赋予的权力范围内进行合理、有效的口译。

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研究——基于福柯知识-权力理论

体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是国际体育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是“十四五”时期构建我国国际体育话语权,及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该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思维法等,回顾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结合福柯知识-权力理论,分别从话语内容、表达形式、概念使用与路径选择四个方面分析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现存困境,构建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研究认为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的构建经历了起步阶段、转型阶段与突破阶段。主要问题包括(1)话语内容学术视野与视角存在局限性;(2)表达形式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相脱离;(3)概念使用概念与理论创新性不强;(4)路径选择学术研究成果与话语传播不畅。建议(1)话语内容拓宽体育学术视野,树立话语先机意识;(2)表达形式正确处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关系;(3)概念使用注重核心概念提炼与理论的持续创新;(4)路径选择学术界与媒体协作推广学术话语传播。

迈向“生存美学”:从知识-权力到知识-生活

热切关注人及其现实、命运与未来,是法兰西人文精神传统之核心内涵。在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理性’与‘人性’假定"陷入深度危机的历史语境中,福柯发掘了现代"精神性知识"的危机根源在于它的知识-权力之本质。这种本质要求对人自身进行理性规训和科学管控,同时由此而演变成了对人之不符合理性、不符合科学的诸方面的压制、阉割和驯化,甚至演变成了疯狂的理性化运动。而从知识-生活层面观之,这种自我治理作为知识-权力的内在要求和生命政治实践,为自我修行和完善准备了理性技艺、方法、路径等条件,同时我们又须抵御和化解知识-权力所导致的理性泛滥。抵御和化解之路径在于"关怀自身"的"生存美学",也即作为"自由实践"的"自我的伦理学"。

书斋:儒家“权力-知识”话语论述中的能指符号

本文通过对“书斋”中“斋”字的溯源及梳理，辨析“斋”与身体的关系，进而运用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理论梳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如何经由书斋空间完成知识与权力的相互生产，并达成对儒生身体的规训目的，从而论证出书斋在儒家文化中负载的深刻的“权力-知识”蕴含，在儒家的“权力-知识”论述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能指符号，而书斋中的身体（主要指书生身体）亦成为符号、意义的刻录之所。

“知识-权力”场视阈下的中国社会转型——论叶炜“乡土中国”“转型时代”三部曲

叶炜小说“乡土中国三部曲”“转型时代三部曲”虽地理空间不同,但都涉及一个同样的主题——“知识-权力”场。《福地》揭示中国乡土社会“知识-权力”场的特点——融知识权威与德性权威于一体的长老权力是中国乡村社会典型的知识-权力模式。《裂变》《天择》通过揭示当下中国大学的种种乱象,对现代中国的“知识-权力场”现状进行了批判,并对其建构与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反思。

教育中的权力—知识分析——深度访谈的中国经验

言文分离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但少有社会学研究方法或是教育社会学角度就这一现象的深度思考。本文从言文分离现象出发,分析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访谈,进而对教育中的权力一知识问题展开讨论。笔者指出,深度访谈只是为了深入了解言文一致的世界——西方世界而开发出来的一种调查工具。本为一种地方世界的治学态度或调查技术成为带有世界普遍意义的追求真理的代名词,对这一涉及权力一知识的问题应该有更深刻的知识社会学反思。深度访谈来自音声中心的西方世界,试图在言文分离而且表意优先的汉语世界里扎根,这一扎根现象本身为反思"文化霸权"、"音声帝国主义"等问题提供了可能。

科学话语何以主导文化体系——福柯“知识-权力”结构的理论效应

福柯通过对“知识-权力”双向互动关系的深刻阐释,展开了对科学话语生成过程及其现实效用的哲学反思。在福柯看来,现实社会中的科学话语与权力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科学话语在权力的加持下逐渐攀附至文化体系的巅峰,其权威身份和主导地位回落于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便自然成为巩固权力的最佳助手。科学话语在与权力的合谋中完成了对社会的治理,进而衍生出对文化的掌控力量。因而,福柯指出科学话语所蕴含的权力机制正是科学话语能够主导文化体系的关键因素。福柯的这一思路对消解科学话语的权力属性,澄清科学话语的真实地位以及塑造平等开放的文化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网络社会知识:权力的基本面向

如果对网络社会知识状态和权力关系的研究是以现代社会为背景的,就必须注意避免如下倾向: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特意寻找现实生活的对应项;着意探讨现实生活对网络生活的影响;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去讨论人-机界面的分野与融合;无限拓宽现代语境,试图把网络社会纳入其中。其实,网络社会的运作机制早已冲决了现代主义的分析框架,并获得充分的独立生存和发展能力。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独立运行,不但有能力把网民在线生活整合成对人性的回复,而且有充足的能量促成对现代社会的重构。

技术、空间和权力——米歇尔·福柯的技术政治哲学

福柯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其权力-知识概念内自然不会放过对技术这一重要的现代性现象进行哲学的思考,并从微观政治学视角把技术看作是人操控自身的“自我技术”。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从全景敞视主义出发就工厂、医院、学校等空间单元讨论了技术与权力的特定关系,其政治批判直接指向的是任何情景化的技术都是对人体的权力控制并由此造就了作为技术权力效应的“肉体-机器”这一“敌托邦”。沿此政治批判线索,其追随者和其他学者更是把全景敞视主义方法拓展到了对实验室、工业区域、互联网络和基因技术等的政治哲学分析,从“生物-权力”视角提出诸如“半机械人”、“半生物人”等概念,由此显现新兴技术对人体产生的权力控制效应。为了激发对这种技术控制的有效对抗,福柯试图复兴一种具有“生存美学”特征的地方性知识或技术,以摆脱占据统治地位的技术权力控制。

圣人与知识对政治生活的扭曲——《庄子·胠箧》对圣人与圣知的批判

《胠箧》篇与《骈拇》、《马蹄》一起展开了对于仁义、圣人、知识的批评。《胠箧》主要集中在对圣人和圣知扭曲政治,并由此指出其导师人自身存在的异化,遮蔽人自身走向、回到其本真之在的可能性通道。《胠箧》对于世俗之知与圣人之知的本质一致性、对于圣人与大盗之一体性、对于知识的逐利本性以及权力与知识及仁义的沆瀣一气以逐利的揭露与批判,显露出深刻的政治批判意义。

摇晃的钟摆:西方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演进——基于知识-权力视角的解读

自19世纪初开始,西方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演进呈现出徘徊于科学主义和解释主义之间的“钟摆轨迹”。基于知识-权力视角的解读,可以发现:在朱利安与萨德勒时期,民族国家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产生及其解释主义转向;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学科规训的制度性权力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科学主义转向;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左与右的争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结构性权力又推动了解释主义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发展;而从20世纪末至今,随着生产性权力的扩散,比较教育研究则呈现出一种范式的多元主义取向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取向。研究范式演进的“钟摆轨迹”启示比较教育研究者不仅要突破个人局限性,认识到研究范式选择背后所蕴含的知识-权力关系,而且还要锚定自身的范式立场,形成学术共同体内的自觉意识。

数据凝视:福柯凝视在数智时代的新样态

在数智时代普遍发生的“数据凝视”现象,可被视为福柯意义上的“凝视”现象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数据凝视继承了福柯的医学凝视,作为以计量化为核心的知识型,促逼着人类存在的同质化;另一方面,数据凝视延伸了福柯的凝视范畴,以无边的数字空间替代了物理的监视空间,并通过数据管理实现了权力的精准行使。在认识论上,数据凝视重塑了人类的感知方式,加深了认知偏见;在存在论上,数据凝视使人类以数据化的形态存在,并在本质上沦为数据结构下易于支配和掌控的符号。

福柯与萨义德: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

本文通过对异文化表述或再现问题的讨论来看萨义德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断裂。主要分析萨义德在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的“理论旅行”过程中获得的洞见及堕入的方法论陷阱。尤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话语分析方式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困境 ,从而对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萨义德在论证逻辑上的不足作进一步批评。

知识即权力?——英国医生的话语建构与发展趋势(1800-1948)

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是英国医生依托专业知识构建话语权力的关键时期。临床医学的进步推动了医生话语权力的塑造。医疗空间的变化造成惠顾体系的瓦解和诊疗方式的转变,确立了医生在医患关系中的家长式权威。医学专业化造成全科与专科的分离,专科医生凭借知识与技术优势后来居上,改变了过去以全科医生为主的行业格局。两者之间在医疗观念与利益上的冲突,加重了行业内部的竞争和分歧,但也让他们认识到了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性。1948年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建立,是英国工党政府通过国家干预规制医生权力,挽救了知识—权力语境下全科医生群体的日趋衰落,同时促使医生职业在资本利益与人道主义之间做出平衡。从知识—权力话语主导下的家长式权威到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表明英国医生的职业发展呈现出以患者为中心的新趋势。

作为治理工具的量化知识

从人文反思的视角看,量化知识是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由于技术治理在当代社会流行,量化知识随之蓬勃发展。量化知识与社会之间呈现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尤其体现在量化知识的生产受到权力影响,同时量化知识的运用支撑权力运作。在经济量化、行政量化、教育量化、医学量化、科学量化和大数据时代的量化等具体领域中,量化知识与权力均关系密切。在中国语境下审度量化知识,应当转向科技谦逊主义的基本立场,辩证看待量化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作用关系,警惕量化治理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化知识观,以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宗旨。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

"法国理论"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另一种表述,尤以福柯的话语论影响最大。话语论一方面强调话语对主体及其现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又力图揭示了话语后面的权力与知识共生关系。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它在彰显主体的话语建构时却又消解了主体认知能动性,在凸显话语的表意实践时却排斥了非话语的社会物质实践。话语论专注于文本分析,带有"话语拜物教"倾向,但却未能指出反话语的有效路径等。话语论的流行是一个晚近知识生产中值得关注的动向,对它的反思和批判有必要指出这一理论偏颇,并结合其他理论来纠偏,进而使之更具解释的有效性。

刑事司法证明中的专门知识:从权力支配到认知偏差

2012年《刑事诉讼法》根据鉴定活动的本质特征作出多处修改。但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到"鉴定意见"的转变并未带来实质的符号权力减让,"有专门知识的人"之意见呈现进退维谷的尴尬,相关角色定位混乱。实践乱象的背后,是"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所承载的"知识-权力"话语与"认知-行为"理论所产生的交织与耦合。刑事司法场域的微观权力网络之中,知识与权力的互动需要由"支配-被支配关系"转向"互动关系",并在降低法官认知流畅度的同时,提示其启动理性认知系统对感性认知行为进行监控与修正。

知识—权力—效用:推动乡村社会变迁的文化生态——以湖北潭村种植转基因作物为例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种植转基因作物日益成为当下农村不可回避的事实。本文以福柯的"知识—权力"为参照,通过对湖北潭村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田野调查,来考察其种植结构变迁背后的文化生态。研究发现,转基因作物所具备的效用特性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代表着某种新的、有价值的生产实践,并为村民所普遍接受和信任。村民在种植转基因作物上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其种植的惯习,即种植转基因作物并不完全是"知识与权力"主宰之下的行为,试种以后所能观察到的结果成为转基因作物效用的功能性体现,如果没有其效用的存在,知识与权力能起多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只有纳入"效用"的概念时,才不会将村民仅仅看成无知且被动的客体,从而更准确阐释全球化形塑下的乡村社会变迁。这种解释有助于我们对农业技术发展下的乡村种植结构变迁获得文化意义上的全面性理解。

论福柯的身份归属及意义

通过分析社会学话语的形成过程,尝试找出社会学足以排斥其他学科的知识结构和话语特征,划定社会学的学科边界,从而判断福柯是否归属于社会学。结果发现,福柯对社会学的思想启发意义远远大于他的身份归属意义,通过和社会学对话,福柯可以提出有意义的社会学话题。

谁支配着话语——女性话语解构与重构

话语是一种权力,从话语的角度解构当代女性话语则会发现:解放话语代表国家利益;社会性别话语代表抽象、统一的女性整体利益;大众话语代表男性消费者的利益。这些话语都很难完全代表各个阶层妇女的心声,下属妇女群体更是处于失语状态。要重构女性话语,就要运用反思性和参与性的方法去积累和建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