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中重新犯罪的风险与控制刍议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许多国家实现了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转变,社区矫正模式的非监禁刑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在国内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无法避免矫正对象再犯罪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社区矫正中再犯罪问题的原因,从危险管理、"洗牌"政策、工作释放、完善矫正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控制社区矫正中重新犯罪的初步设想。

论推进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实践发展的关键因素

以推动发展为指向,必须准确把握推进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实践中的关键因素。为此,应加速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正式立法的出台,夯实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硬件建设的基础,确立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绩效考评的标准,厘清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相关主体的职责,营造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全民参与的氛围。

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进行矫正的特殊性及难度,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既要考虑到国家法律的一元性,也要考虑到民族民间文化为犯罪矫正提供的多元化进路。不论是精神性矫正模式、社区性矫正模式还是正式性矫正模式,都需要针对少数民族同胞设计具有民族特点的犯罪矫正机制,使犯罪矫正工作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获得更高的质量。

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理论与实践模式的整合——以社会控制与社会支持为视角

社会控制理论是解释和解决我国目前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综合治理模式的重要依据,社会支持网络理论的目标与社会控制的目标并不矛盾。两种理论取向的整合,将有助于认识我国传统的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模式在理念和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建构真正具备综合、系统特征的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社会服务体系,做到个人层面的偏差行为的预防与控制。

家庭治疗视角下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矫正——基于一个个案的研究

为了了解家庭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运用家庭治疗相关理论,对一个青少年犯罪个案家庭的家庭结构、家庭沟通模式、家庭功能等因素进行研究,在对该个案家庭进行分析的同时并进行干预。干预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家庭新的规则和互动模式,解决家庭功能不良等问题,进而有效改善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从而达到预防和矫正犯罪行为的目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治疗对预防和矫正青少年犯罪是有效的,但是需要注意家庭治疗在中国家庭应用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试论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中的介入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当前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矫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工作方法,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为了确保社会工作有效介入青少年罪犯社区矫正,应建立一套恰当利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工作的机制。建立专业矫正队伍;与矫正对象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提供情感支持;鼓励矫正对象多学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

青少年网络犯罪的心理矫正

网络犯罪在近几年迅速发展,严重影响了正常社会秩序,而青少年群体在网络犯罪犯罪人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文章分析了犯罪心理矫正的可能性,青少年网络犯罪的现状和犯罪心理的形成原因,进而提出了青少年网络犯罪心理矫正的具体对策。

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进行矫正的特殊性及难度，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既要考虑到国家法律的一元性，也要考虑到民族民间文化为犯罪矫正提供的多元化进路。不论是精神性矫正模式、社区性矫正模式还是正式性矫正模式，都需要针对少数民族同胞设计具有民族特点的犯罪矫正机制，使犯罪矫正工作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获得更高的质量。

风险需求响应模式下的犯罪评估与矫正

风险需求响应模式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正规化,其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评估和矫正罪犯中的价值日益显现。该模式有以下3大原则:风险原则认为犯罪行为可以可靠地被预测、干预应该主要针对高风险罪犯;需求原则强调犯因性需求在干预方案设计和提供中的重要性;响应原则描述应该如何提供干预。同时还总结了这些原则在风险评估工具开发中的作用,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干预有效,而有些无效。

中日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正制度的比较与启示——以我国不良行为少年为视角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表现和处遇措施进行了规定,并将这些不良行为少年分置不同的部门管理,客观上造成无法全面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主义的局面。相比之下,日本在立法上明晰地将非行少年分为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恰当地规定了相应报复处分措施,并拥有一套完整、系统的司法机构,使得日本能够很好地实现对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矫正,确保少年的健康成长。比较中日两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正制度的不同,对发现我国相关制度的不足,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正制度不无裨益。

未成年犯罪矫正制度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存在着多重原因。未成年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是促进他们更好的回归社会,健康成长的重要手段。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在制度建设和实践上存在着问题。本文从分析未成年犯罪的原因出发,着重探讨了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建议从制度、配套措施等多方面入手完善未成年犯罪矫正制度,以期对未成年犯罪的防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所补益。

犯罪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的个案研究

作为矫正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个案管理模式在多元化福利变迁的大环境下,已经在西方许多国家的社会服务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实施,但在我国仍然呈现探索的空白,研究成果寥寥,显示出对其研究的必要性。本文尝试通过对犯罪青少犯罪和偏差行为历程展开的个案深入访谈,结合中国社会福利环境,运用本土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的新模式——个案管理模式,试图探讨该模式的介入策略和服务手法。

论新耻辱刑对犯罪矫正的意义

长期以来,耻辱刑因其残忍、愚昧而被人们所唾弃。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脱胎换骨的耻辱刑也再次出现在公众眼前,一时间众说纷纭,而本文将从新耻辱刑对犯罪矫正的意义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复原力视角下青少年犯罪矫正模式探析

青少年犯罪是社会综合治理的难点之一,区别于传统的青少年犯罪矫正工作,司法社工借助复原力视角融合社工理念介入青少年犯罪矫正工作,突出复原力影响因子中的正负因子对案主的互动效能,注重思想认知、自我认知、社会正向认知的修正,以适应回归社会的自主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希望感等生存能力为目标。这一研究创新了青少年犯罪矫正工作模式,是创新完善立体化社会治理模式的有益尝试。

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功能的探讨

司法社会工作是针对刑事案件开展诉讼审理进行辅助工作的关键,特别是在面对青少年群体时,为了进一步突出司法社会工作的功能性,就必须结合实际需求来实现对司法社会工作功能的针对性调整与优化。文章对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功能进行了分析,希望为关注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功能的人群带来参考。

浅析女犯矫正激励机制的优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监狱押犯结构的变化,女性罪犯的狱内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按照需求理论,只有当激励措施满足于需求时,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根据在上海市女子监狱某监区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监区尝试探索女犯的改造需求,并优化已有矫正措施和手段,以此激发女犯本身的改造潜力,期望能够达到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减少重新犯罪率的目标。

美国社区矫正模式之发展方向:从危险特质到多元整合

美国社区矫正作为广义社区矫正模式的代表,积累了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成熟经验。其社区矫正大致经历了从危险特质模式向以社区为本、以案主为本、社会支持网络等多元要素整合方向发展的过程。危险特质模式具有理性化、技术化、机构化、专业化的特点,多元整合方向则是在传统危险特质模式的基础上,针对其弊端展开的。美国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对我国正在试行的社区矫正具有积极意义。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信息化监狱的意义及核心构成

当今的时代是在信息技术推动下不断进步的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监狱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高信息化技术在监狱工作中的实战应用水平,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监狱管理成为民警的常态工作方式,更好地发挥信息技术在安全防范、矫治服刑人员中的作用是信息化监狱建设的最终目标。文章从当代监狱的主要职能入手,分析了信息化监狱建设的意义,提出了信息化监狱的核心构成。

以刑事和解方式推进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以果洛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赔血价”为例

果洛藏族习惯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形成的。它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尤以"赔命价"和"赔血价"为甚,而通过以化解矛盾、解决冲突、重构平衡,使社会恢复和谐为使命的刑事和解方式进行调适,不但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矫正犯罪,改善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化解冲突,有利于推进二者之间的互动,因此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