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与短期监禁矫正行刑效果的对比

刑罚的裁量与执行制度历来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了社区矫正和短期监禁矫正的行刑效果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用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社区矫正和短期监禁矫正的基本内涵;其次,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运用所收集到的第一手真实数据和第二手较为翔实的佐证资料,对社区矫正和短期监禁矫正的刑罚适用率与行刑效果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较为客观的实然结论;最后,在综合全文研究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提升,提出了这一问题研究的一般化观点。

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刑事责任年龄下调问题——兼论未成年人短期监禁刑行刑方式改良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意味着更多的未成年人存在被适用监禁刑的可能性,由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特点,监禁刑弊端变得尤为显著。半监禁刑作为一种短期监禁刑的替代执行方式,其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弥补短期监禁刑的弊端。跨越监禁场所和矫正场所两个行刑空间的行刑方式,保证服刑人在服刑过程中不切断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从重视惩罚的行刑目的转向为重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行刑目的。不难发现半监禁刑较短期监禁刑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减轻惩罚占比提高矫正占比的行刑观念,尤其适用于判处短期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在行刑社会化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未成年服刑人危险性评估制度和良好的信息沟通制度,已经初步具备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引入半监禁刑制度的基础。

西欧探寻短期监禁刑替代措施的历程

短期监禁刑虽然普遍规定于西欧各国刑法典中 ,但因其固有的负面效应 ,从产生时起就受到了猛烈的抨击 ,西欧各国探寻短期监禁刑替代措施的努力一直未放弃。随着刑罚应更人道、更无害、更经济思想的普遍确立 ,社会服务作为短期监禁刑的替代措施与传统的罚金刑和缓期判决一道正扮演着重要角色。

社区性刑罚的立法与短期监禁刑问题的解决

随着短期监禁犯数量的上升,短期监禁犯症状在我国监狱管理工作中日益突显。短期监禁犯症状的蔓延,不仅加重国家管理监狱的负担,而且使得重新犯罪率上升。制定社区性刑罚是国际社会解决短期监禁犯症状成功的探索。鉴于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的功能性不足,不能充分应对短期监禁犯症状所带来的问题,应当考虑制定社区性刑罚。我国可以从设立社区劳动刑入手,先规定社区性刑罚中的社区刑罚,然后规定半监禁刑。

短期自由刑存废之研究

短期自由刑存废之研究张绍谦短期自由刑，就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它是自由刑制度出现以来受到非议与争论最多的一个刑种，它的存废问题也是百余年来刑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由刑的＂短期＂是相对长期自由刑而言的，但具体到＂短期＂的期限如何确定，...

西班牙刑法制度与刑罚改革

一、基本情况西班牙刑法制度与刑法理论虽然受到了德、法等国的重要影响,但在欧盟各国中,没有其他一个国家的刑法典像《西班牙刑法典》规定这样完整的刑罚名目——《西班牙刑法典》第27条规定了不下20种轻重不同的刑罚方法。在《危险犯罪人与社会回归法》(The Dangerous Offenders and Social Rehabilitation Act)中,还规定有16种之多的保安措施与矫正方法。

中间制裁体系的本土化构建——写在《社区矫正法》进入审议之际

中间制裁是指针对违反服刑义务的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适用的强度轻于收监执行的惩戒措施。细化中间制裁层次看似细节研究,凭此规导服刑人行为却可以有效压缩监禁刑的时长和范围。鉴于目前仅将拘留并处罚款作为中间制裁措施不能因应扩大假释的需求,在社区矫正立法进入关键阶段,借助既有刑事法规范、矫正经验和定位技术,细化中间制裁方式压缩收监率,印证了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且是在用本土方式解决现实问题。中间制裁可分五层:借势两个刑法修正案中的刑事禁止令,针对服刑人违法性质与程度压缩其活动范围,是常规方法;定位手机将严重违反义务的服刑人限制在相对更加狭小的生活工作场域,是升级形式;加带电子腕带施予家庭监禁,是提升制裁强度的新落点;在归并矫正权基础上果断且反复动用短期监禁,是最高等级的中间制裁方式;为弥补管制刑种结构缺陷,停止计算被管制人恶意脱管期间的刑期加上短期监禁,或可减缓"有管无制"状况。

当今欧美刑事政策思想导致刑罚作用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北美国家进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刑罚改革运动。这场改革使欧美国家的刑罚作用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与传统刑罚作用观及其实践迥然不同的作法和发展趋向。第一,预防犯罪的政策思想导致刑罚作用的变化。惩罚报应就是刑罚目的,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期待通过刑罚取得一般预防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在创制刑罚的同时就有了所谓预防的概念。然而,现代意义上的预防犯罪,并非指在犯罪事实发生之后根据刑罚所实现的一般预预,而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前,通常应该采取的防止犯罪发生的预防手段,或者在犯罪发生之后,通过刑罚所实现的特殊预防,即刑事政策意义上的预防犯罪。应该指出,自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于1803年首先使用"刑事政策"一词、强调一般预防到李斯特依靠实证方法分析犯罪原因、主张目的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