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情感劳动: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男性气质——基于快手的数字民族志研究

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催生了新的劳动形式,线上情感劳动即是其中一种。这一新形式的数字劳动在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平台快手的主播的劳动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与实践。回答数字智能时代情感劳动是否有新变化和新特征,以及基于中国本土的情境和实践,情感劳动是否有不同,是在与经典的情感劳动研究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劳动理论发展和本土传播学理论建构的需要。

线上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的相遇: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数字劳动

随着短视频/直播的勃兴,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这两个区别而又联系的两种理论进路日益在数字劳动之中融合,并使数字平台的研究呈现了新的特色。在论述了二者理论起源与特色后,本文主要阐述两种不同理论的交叉勾连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对当下数字平台和数字劳动的理解。线上情感劳动为数字劳动提供了一种个体的进路,强调的是劳动者的主体性;相对的,线上情动劳动则提供了一种数字劳动研究共同体的取向,更多面向数字平台。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数字劳动,需要网络主播这样以劳动者个体为基础的线上情感劳动,全部的线上情感劳动的集合构成平台的线上情动劳动,从而构成数字平台的特色与特征,它们所定义的平台运作逻辑,即平台风格,又作用于每一个具体的线上情感劳动。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数字劳动表现出重视容貌与肉体、关注语言及话术、认可模仿与复制以及强调人设及表演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本文认为于未来的个案研究而言,线上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相融合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法或视角,乃至框架;同时,相关研究需要重视短视频/直播时代的劳动特性,并需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在线平台的情境之中进行研究和考察,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实践背景之下的网络主播及其数字劳动;也需要以此为基础,更加深入地拓展对于线上情感劳动和情动劳动理论的理解与重构。

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产业化升级:媒体MCN必由之路

短视频/直播+媒体,是时下最现实的媒体融合路径;短视频/直播+产业,是时下最现实的产业融合的路径。其中,媒体MCN化、媒体MCN产业化是必由之路。媒体MCN应该进行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向市场上的MCN学习,和市场上的头部MCN合作和开放,促使媒体MCN向市场化升级。

从“社会人儿”到“精神小伙”:网络主播、江湖表演与男性气质

作为“社会工厂”实施空间的短视频/直播,在数字传播的特定情景中复制并生产了社会生活中特定的男性气质,并将其符号化和表征化,以服务于营利的目的,由此这一特定的男性气质便由一种生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视频化的文化生产。本文通过数字民族志对快手中的男主播及其文化生产进行研究,探讨历时性的男性气质话语从“社会人儿”到“精神小伙”转变过程中,底层生活、江湖文化的表演以及国家与平台治理之间的勾连及张力。通过分析男性气质的复制和生产与虚拟世界的短视频/直播及消费传播之间的关系,以期窥探和揭示底层男性及男性气质实践与文化再生产的一隅,进而更好地理解数字裂变中的当代中国社会。

一个超级网红的消亡史: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身份认同及治理——基于MC天佑的媒介生命史研究

作为一类独特的网络主播群体,底层网络主播的走红及其陨落昭示着底层人民的数字生存逻辑和数字命运走向。本文以媒介生命史为研究方法,以MC天佑的媒介生命历程作为个案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底层网络主播如何通过短视频/直播进行数字劳动。面对底层网络主播“雷同”的媒介生命历程,本文认为主播们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和职业的双重生产,并生成了使主播们在各个平台上进行声名流动的媒介身份。当网络主播无法处理自我认同中的媒介自我身份带来的冲突时,“自我的悲剧”便使网络主播的媒介生命走向陨落;这种被动的“陨落”是治理的必然走向及结果。文章通过对底层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身份认同的分析,以及治理结果的呈现,强调平台的可供性可以作为文化多元空间内的治理落点,需要用双向思维的连续性连通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从而在善治的思维中探索中国的数字治理路径。一种协商式的治理方式将给予底层网络主播更大的生存空间,也会使其文化生产更有活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