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佛经文字研究与异体字整理问题

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字形的局部整理工作基础上,就其中较丰富的异体字现象,思考其贮存、整理和规范这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工具书应慎重选择异体字形;而为汉字研究提供材料的贮存则以字形的兼容为佳。“讹字”是规范角度的概念,在贮存、整理阶段不宜轻言讹误而忽视对汉字变异过程的思考。对异体字研究中应区别“异构”与“异写”,“同字”与“异字”;规范时在异写字(同字)中选择主形,在异构字(异字)中确定正字。异体字规范应逐渐从“并正”走向“惟一”。

石刻佛经研究简述——重点谈谈房山石经的研究

在石刻佛教经典的主要几种形式中,研究较多的是摩崖刻经和碑刻刻经.碑刻刻经中最主要的就是房山石经.对房山石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刻经缘起、历代刻经情况、拓片的整理与研究、源流考辨、版本校勘等方面.综观目前对石刻佛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出于历史文化、佛教事业、书法艺术、宗教研究的目的,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刻经背景、刻经书法以及石经各方面的价值等内容.

以北齐响堂山石刻佛经看《大正藏》文本变化

北齐响堂山石窟《维摩诘所说经》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石刻版本,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以之与《大正藏》中相同篇目逐字进行比较,来看《大正藏》的文本变化。《大正藏》通行本发生的变化共79处,主要表现在词语改换、增减、倒文等,二者相较可以看到文本传承中语言的时代变化,解释性成分的增加,以及讹误疏漏。41处变化在《大正藏》所对校的诸多版本中与刻经相同,可见通过刻经与《大正藏》诸版本的对比,可以对文本变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对文本变化的时代判定更加确切。

北朝石刻佛经系统分布及其形成原因

在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山东省中西部和南部存在有多处北朝石刻佛经,这些石刻佛经产生的年代前后约二十年。本文从历史、文化、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分析了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北朝石刻佛经的书法面貌

北朝刻经位中国佛教史、艺术史与书法史都有重要意义。是结合中国最重要传统即书法的佛教艺术形态，为刻经第一次高调涌现。其在山石碑碣的环境中，究竞有何特征特点，书体字样，究竟有何种何样的书法面貌，本文试图从一些新角度与立场以解说作答。

云居寺石刻佛经与文化遗产保护

在北京西南钟灵毓秀的青山之中，坐落着一处千年古刹云居寺，这里收藏着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教大藏经，被誉为“北京的敦煌”。这批石经共有经版14278块，含佛经1122部，3572卷，总字数3500万左右。浩瀚的石刻佛经是北京文化史上的奇观，也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中德“陕西省石刻佛经合作研究”项目启动

4月1日，中德两国“陕西省石刻佛经合作研究”正式启动。据悉，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与德国海德堡研究院将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对陕西省境内的石刻佛经文字进行记录、

我国的石刻佛经

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是伙随着佛教经典的译介而展开的。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佛经主要以写本流传，自北魏以后又有石刻佛经的雕造。石刻佛经在我国的发现很多，现将它们的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四川安岳石刻古韵中的意象线描

安岳石刻龛窟星罗棋布，艺术源远流长。始于南北朝（公元521年前后），盛于唐、五代和宋，距今已有1300年历史。其石刻造像200余处，计10万余尊，石刻佛经40余万字。这些艺术瑰宝犹如璀璨明珠，闪烁着耀眼光芒。中国著名美学家王朝闻评价说：“安岳石刻，古、多、精、美”，“上承敦煌，下启大足”，“不愧为我国又一伟大古代石刻宝库”。

杭州九曜山窟龛造像调查

九曜山造像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南山山区,为新发现的一处佛教摩崖窟龛,存石灰岩洞窟1所,像龛3个,造像凡11尊。1、2号造像龛年代为五代吴越国,3号龛年代为此后的北宋。洞北山崖存香严寺和永庆寺山地之间分界摩崖,洞内的石刻佛经残文是东南地区目前已知唯一的洞窟刻经。该遗存为研究东南地区佛教物质文化提供了新资料,对完善五代吴越国佛教造像的谱系亦颇有裨益。

静琬的《房山石经》

静琬(?～639年)是隋代幽州智泉寺法师,他是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的创始人。唐代唐临著《冥报记》中记载了有关静琬镌刻石经的经过"幽州沙门智苑(即静琬),精练有学识。凿石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

《开宝藏》的刊刻及其意义新论

《开宝藏》的刊刻是汉传佛教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而其所成却是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就中既有历代经录编算的经验积累,也有历代石刻佛经的具体实践,《开宝藏》的刊印不过是此一经录藏经化的结晶而已。《开宝藏》的刊印终结了中土盛行已久的传统经录的编塞,也式微了中土佛教史上声势浩大的石刻佛经运动,并带动了宋元以降佛教弘化重心的整体下移,汉传佛教由是呈现出了截然不同于前期的信仰样态。

山东东平洪顶山摩崖刻经考察

山东石刻佛经考察是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德国海德堡学术院等合作开展的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3-2004年对山东省东平县新发现的洪顶山北朝摩崖刻经进行了调查。工作中采用多项技术手段,在文字辨识与对遗迹现状及地理环境的把握等方面均有收获。考察本着重视第一手基础资料的原则,汇集人文学科方法与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地理信息与文字辨识,以及佛经佛名内涵考订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

铜箔镌经:净心的艺术

一 “铜箔镌经”是一种中国传统工艺与佛教文化结合的独特艺术形式。 现今常见的佛教经文，有印刷本、手抄本和石刻佛经。印刷本最为方便通行，但从资料的准确性、保存的长期性来说，则以石经为最佳。隋代起刻的房山石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石刻经书毕竟体量庞大，不易收存和使用，故此催生了“铜箔镌经”的工艺。

房山石经

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经籍，一般简称“房山石经”，它的所在地名石经山，俗称小西天，位于北京西南75公里，是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宝库。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房山石经自隋大业年间由静琬发起创刻，历经唐，辽、金、元，明延续达一千多年（公元615～l631）不断的继刻，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石刻佛教经典。我国石刻佛经始自北齐，化当时刻的只是部分经本；像房山石经这样一项大规模的刻经事业，经过这样多的朝代，历时这样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所罕见的。

佛教典籍纵横谈

佛经自东汉传入我国,版本众多,内容丰富。在我国古代文化艺苑中,放出瑰丽的色彩。试为纵横之说,冀收献曝之功。尚盼读者诸君有以教之。最早的译经《四十二章经》是汉明帝永平十年(67)遣使者往大月支国求取佛经,迎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东来,于洛阳白马寺译出,“是为中国译经之祖”(见《大唐内典录》卷一)。全经仿老子《道德经》形式,概括佛陀重要言教成四十二章,是佛弟子摄身修心的一部宝训。也有人认为此经是摘录《阿含经》语句编辑而成。

佛家之开成石经——谈开成二年继文、继祥兄弟为先考所建之经幢

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谈及古代石刻佛经的种类时说:“其刻石之种类可分为三种:一曰摩崖,二曰碑,三曰幢。”[1]而就其实物遗存下来的多寡程度来看,经幢的数量是远多于摩崖和经碑的,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古人建造经幢的兴盛。经幢原是由丝织品的幡幢发展而来,因其上以刊刻佛经和佛像为主要内容,而称为经幢。

佛家之开成石经——谈开成二年继文、继祥兄弟为先考所建之经幢

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谈及古代石刻佛经的种类时说:“其刻石之种类可分为三种:一曰摩崖,二曰碑,三曰幢。”而就其实物遗存下来的多寡程度来看,经幢的数量是远多于摩崖和经碑的,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古人建造经幢的兴盛。经幢原是由丝织品的幢幡发展而来,因其上以刊刻佛经和佛像为主要内容而称为经幢。其形状一般为八棱柱形,也有少量六棱、四棱以及圆柱形的。

安岳卧佛院调查札记

安岳县属资阳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地带，依重庆潼南县，北接遂宁市中区，西连本市雁江区、至县，南邻内江东兴区。地跨涪江、沱江两江流域。境内现有古代石刻造像70多处，是四川石刻造像地点最多的县。其中卧佛院是我国南方规模最大的一处石刻佛经，同时还有造像和墓塔等遗迹。对卧佛院的调查始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关注卧佛院的学者日益增多，也有文章涉及卧佛院的内容，但从来没有完整系统地进行资料调查。2007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合作对安岳卧佛院进行了全面的考古东乐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