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石油权力结构的变迁——对“德黑兰协定”和“的黎波里协定”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石油危机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它源于国际石油权力结构的急剧变革。6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际石油市场日趋紧张,产油国的地位日益改善,它们从石油公司获得越来越多的石油权力,其中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签订的"德黑兰协定"和"的黎波里协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产油国能够针对西方国家使用减产、禁运和提价等石油武器的前提条件。

变化中的世界石油体系与石油权力:兼论美国、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三角关系

世界石油体系主要由消费国、产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三类行为体构成,三者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三角关系,这是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性特征。世界石油体系的核心是石油权力,石油权力可以划分为资源(供应)权力、市场(需求)权力、输送(通道)权力、定价权力、技术与管理权力、金融权力等六种子权力。凌驾于石油权力之上的是国家安全(包括能源安全)。当代世界石油体系的变迁主要围绕国家安全及上述六种权力的争夺展开。三类行为体均有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关键手段,其在不同阶段拥有权力的大小决定了三角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典型案例便是当代美国、沙特和阿美石油公司之间的结构性石油权力及其转换。而近年来的美国"页岩革命"、沙特与俄罗斯牵头形成的"欧佩克+"、石油制裁与反制裁等事件,预示着世界石油体系和石油权力的新一轮变化。

《红线协定》与中东石油政治格局的变迁

《红线协定》的签订打破了一战前后英法等国对中东石油的殖民控制,预示着全球石油权力嬗变的开始,而《红线协定》的最终解体又确立了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的支配地位,标志着美国取代英国中东霸权地位的开始。

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下的美国石油安全政策

为化解两次国际石油危机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等石油进口国带来的巨大冲击及防止未来再次爆发石油冲击,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石油安全,这些措施既有国内方面的,如节约能源,调整经济结构;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增加国内石油生产和实行能源消费结构多样化,也有国际层面的,如推出新中东政策,减少阿拉伯产油国发动石油禁运的动机;建立国际能源组织,以消费国的集体行动应对产油国的集体行动;实现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保护了未来美国及其盟国的石油安全。但同时美国并没有建立起类似于国际货币机制和国际贸易机制那样稳定有效的综合石油安全机制。

论石油通道权

油权是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油权主要包括石油资源权、石油通道权和石油市场权。系统介绍石油通道权的理论框架。石油通道权是指一国利用其掌握的石油通道,决定和影响石油流向和通道运行的能力。通道权包括通道的路由选择、通道的归属、通道的运营三个方面。对通道权大小起决定作用的是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两个核心要素。通道权是油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体是国家,研究对象是跨国通道。通道权是容易分享和被侵蚀的权力,具有时代特征和战略特性。按照行为体与通道的相对位置,通道权国可分为当事型通道权国、过境型通道权国、毗邻型通道权国、域外型通道权国。通道权国获得石油通道权主要通过法定赋予、国际政治或经济合作、武力控制、经济制裁。通道权国利用通道运营、经济制裁、武力保护、政治干预等手段获得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

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角色透视

石油资源权力是沙特在国际社会中权力地位的主要来源和重要基础。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与权力格局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发挥着全球石油供应浮动国、机动国的角色,对于全球石油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海合会与欧佩克使沙特在全球石油领域中的影响力呈现出放大效应,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进一步提升了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石油美元体系的存在凸显了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关键地位与主要困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石油政治透析

石油政治的核心是对石油权力的争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东地区石油政治的表现形式体现在石油与地区冲突、石油与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与国有化运动、石油与域外大国的干涉四个方面.中东地区石油政治的共性特点可以用"五化"来概括,即家族化、组织化、碎片化、集团化和金融化.其中,家族化是其"污点",组织化是"立足点",碎片化是"风险点",集团化是"分界点",金融化则是"亮点".

基于油权理论的全球能源地缘格局及对中国影响研究

新冠疫情不但导致世界经济受创,还使得石油行业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全球石油需求被大幅压缩。为争夺市场份额,世界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与最大生产国俄罗斯爆发了石油价格战,加剧了油价暴跌与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全球石油问题中的地缘政治色彩更加突出,背后实为国际石油体系中地缘政治权力的博弈,本文称之为油权。本研究首先基于油权理论,结合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视角,从资源、通道和市场的角度,提出了全球石油权力指标体系,并定量评估了主要国家的油权指数时空演化。进一步基于油气资源国与中国之间的能源地缘互动关系,量化分析了主要资源国对中国影响及其演变特征,包括资源国的油权、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通道安全、中国对其依赖度以及其对中国的依赖度。结果表明:(1)当前全球"3+X"的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形成,俄罗斯、沙特、美国为全球的三大关键油权行为体。(2)近年来,主要资源国的油权指数呈现增加的趋势。(3)美国、伊拉克、澳大利亚、卡塔尔等西方阵营的资源国对我国的影响力增强,而伊朗、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我国传统伙伴对我国的影响力减弱。(4)新冠疫情背景下油权的结构性权力特征更加凸显,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油权指数以及在世界石油地缘政治中的潜在影响力。

试论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形成(1941-1954)

战时供给的压力促使美国寻求一项综合性的对外石油政策。试图直接控制石油资源的政策尝试失败后,政府开始寻求通过石油公司海外扩张保障美国与西方盟国的石油安全。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随着冷战全面展开,美国建立了由美国、盟国、石油公司和石油生产国四方博弈的支配性石油安全体系,四方利益需求和战略取向的差异决定了石油安全体系的内在张力和非均衡状态。

全球能源转型对中东政治的影响

由于石油与当代中东之间的共生关系,全球能源转型必然影响中东国际地位,以及中东各国之间的权力结构。富国与穷国间的权力差距将扩大,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家"小国大政治"的优势可能凸显。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首要任务,中东多个热点普遍降温,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甚至出现多边经济合作的迹象。同时,相关国家之间也显现出恶性经济竞争的苗头。伴随着中东全球重要性的下降,美欧与中东渐行渐远,亚洲与中东相互依赖不断上升,东升西降的态势非常明显。中东各国应对能源转型的改革是一场同时间的赛跑,难度不小,前景不明,迄今为止迹象是积极、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