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补考

本文是笔者1999年出版《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后,据新见资料续作的考证。据钱澄之《田间诗集》,发掘出大汕出卖绘画作品周济清初遗民志士的史料。文章分析了现存广州光孝寺中大汕1692年所作碑文。它与澳门普济禅院中现存之“大汕宗风”的牌坊一起,成为大汕在广州和澳门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有力象征,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大汕为历史进步所作的杰出贡献。

石濂大汕和他的诗

石濂大汕是清初岭南佛门奇异、怪诞之僧,才情极富,禀质奇高,其诗题材丰富,诗思精妙, 风格变化多端,无美不备,在清初诗坛影响甚大,于古代僧诗中亦有一片自家田地。

屈大均之友石濂：一位值得关注的清初岭南诗僧

诗僧石濂曾长期是屈大均过从甚密的一位朋友,是明末清初岭南诗僧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作品具有摆脱酸笋、气近儒者、性灵主导、摹形独到四个特色;其最终被迫害致死,既是统治基础已经稳固官方转而采取更严厉的政治文化宗教政策的产物,也是潘耒由于视野狭窄无法理解较为进步的观念,和故意献媚最高统治集团,从而挟私中伤的结果;石濂的外交思想和外交作风,在极少数强权国家以势凌人的当今世界,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屈大均之于石濂,本非所交非人,他们之间可能有的过节被潘耒别有用心地张大其词了.我们应该还石濂以及他与屈大均关系的本来面目.

屈大均、潘耒与石濂交往关系考论

屈大均是清初著名的明遗民之一,早年曾与岭南僧人石濂大汕交往密切。两人后来由于政治理念上的严重分歧及以往积怨的加剧遂反目成仇,分道扬镳。而清初大儒潘耒亦与屈大均为好友,其中年后矢志礼佛。1699年,潘耒忽作《救狂砭语》一书,向石濂发难。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最后由于官府的介入,石濂被逮捕下狱致死。屈、潘二人彼此与石濂的交往关系由于相关史料的阙失而扑朔迷离,通过对一些原始资料的梳理分析,不仅能够使三者交往关系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得到澄清,而且还可对学术界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作出一定的补充与修正。

明末清初曹洞宗寿昌派诗僧的域外弘传与诗歌创作——石濂大汕《海外纪事》探微

明清易代之际,曹洞宗寿昌派积极从事域外弘法,石濂大汕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将讲经弘法的内容、域外所见所闻、诗文创见等集撰成书,是为《海外纪事》。该书对了解当时的中越关系、海上交通大有裨益,同时,该书所体现出的"即诗言禅"的诗禅观有助于还原明末清初汉传佛教在越南地区交流、互动的历史情境。

庄学意蕴与游侠理想--石濂大汕《遨游图》及其他

早在中古时期,学者即已明辨“行”与“游”的差异,《昭明文选》别“行旅”“游览”为两类,有关前者之诗文记述多是现实,后者更关乎审美。明清之际奇僧石濂大汕(1633-1705)曾自绘三十余幅述其行迹的画像,刻印于所著《离六堂集》之前,中有“行脚”“遨游”二图,倘说较为写实的《行脚图》描画大汕有关“行”的经历和生活,那么《遨游图》则偏向于形上层面展现其“游”的精神。画中人物头面昂扬,道服锦绣,身背宝剑,精神状态与之前“行脚”“负薪”“供母”诸图中略觉偃蹇之貌迥异。

石濂大汕与越南佛教戒律的复兴

明末清初的汉传佛教戒律复兴运动,不仅影响了当时汉地僧团的建设,也给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佛教再兴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源。其中,石濂大汕赴越南弘戒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内容。大汕,俗姓徐,字厂翁,名石濂,一作石莲,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其籍贯说法不一,一说是江苏吴县,一说是江西九江。其同时代人王士祯在其《分甘余话》中就说:“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苏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

區分話語體系與文獻記載:石濂大汕研究中的材料運用原則平議

有關清初名僧石濂大汕的研究,部分學者在其史料運用上或存在較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曾爲爭辯方之一的潘耒,其言論在未經其他材料驗證的情况下,能否當作事實來引用?第二,在大汕入獄後産生的有關他的評價,不可避免將帶上意識形態色彩,那麽未加分析判斷是否可以直接引用?顯然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只能是否定的。繆荃孫《石濂和尚事略》一文常爲學界引用,然其文基本上是依照潘耒和王士禎的文字排比而成。如果没有注意到《事略》之文獻來源,則易受其左右,從而對大汕持負面之看法。因此,在使用和大汕有關的史料時,必須考慮到史料撰寫者本身的立場局限,並區分話語體系和文獻記載。

石濂大汕赴越南弘法探析--基于《海外纪事》的考察

石濂大汕赴越南弘法的活动在中越佛教交流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在晚明佛教戒律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他以中国佛教现实问题为参照,具体结合越南佛教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传授三坛大戒为主的解决越南佛教弊端的措施。在禅学上,既有他对中国禅宗传统思想资源的继承,又对晚明禅学弊端的自觉反思以及对佛教经教的回归,他的入世化的主张为后来人间佛教提供了值得总结的思想资源。他的建言时政以及积极推动中越两国外交往来,更称得上是民间外交的典范。

论石濂大汕自画像及其画学渊源——以《行迹图》为中心的研讨

石濂大汕是明清时期创作自画像数量最多的僧人,其被清廷禁毁的文集所附《行迹图》,是一组以版画形式呈现的自画像传,但它并不以刻画描摹相貌样态为目的,而是用以表达像主的意趣志向、塑造作者的自我形象,且含有明显的遗民意识。《行迹图》接近于传统的"行乐图",在主题选择、画面构图和人物造型等方面,受到《隐居十六观》和《天形道貌》等画谱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对陈洪绶《水浒叶子》和《博古叶子》大加借鉴和摹仿。

石濂大汕和他的诗

大汕(1633—1704),字石濂、石莲,号厂翁、石头翁,清初岭南著名高僧、诗僧、画僧。因言行卓异、怪诞,时人或以"妖僧"、"花怪"目之,文士潘耒更刻《救狂砭语》欲剪除之,其人品似颇为人不齿。然他才情极富,禀质奇高,"于世间法、出世间法莫不通晓,天文、地理、兵农、礼乐之事,以至术数、书画、琴棋、剑戟、百工之艺,莫不周知",在当时僧俗两界影响甚大。大汕之生平履历,据缪荃孙、邓之诚、冼玉清、姜伯勤等先生之考证及笔者为其草制年谱,已基本明晰。然其复杂之个性,又远非一些传记资料可以描述清楚。

“平生有眼不曾见”:石濂大汕的寻奇之旅与炫奇书写

石濂大汕以“亦僧亦士”的身份行游各地、远涉域外,从他相关诗文、游记和绘画中,均可看出一种强烈的好“奇”特质,记录大汕越南传法之行的《海外纪事》,尤多“炫奇”甚至“售奇”的书写,这些与其自画像传等图文作品构成潜在的“互文”。寻奇之旅和炫奇书写,均可视为大汕理解和重铸自我与外界之间关系的努力和尝试。

从三僧谋生方式看清初广东寺院经济形态

明清易代之际广东出现众多遁入佛门的"逃禅"者,他们在寺庙修建、衣食筹措以及寺产经营管理等方面既有相同的一面,又存在很大差异。今释澹归为了修建和运作丹霞山别传寺,戮力"沿门抄化",并且由最初的"辞田"转而为后来的大力置办田产,保障了僧众的生计。广州长寿寺住持石濂大汕利用海外弘法之机开展通洋贸易,其募施方式在寺院经济史上堪称独特无匹。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鹫迹删一生大部分时间以游方为生,及至其出任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后又遵循《祖约》不置田产和提倡乞食为生,表达了汉传佛教对原始教义的遵从。因此,清初佛门谋生方式异彩纷呈,反映了清初广东寺院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山西博物院藏《海外纪事》跋文整理与分析

1695年,广州长寿寺石濂大汕和尚受"越南国王"阮福週之邀前往越南弘法,回国后将其所见所闻撰成《海外纪事》一书。本文通过对傅增湘先生跋文内容的整理,进一步分析山西博物院藏的这部《海外纪事》的成书背景、版本状况,并通过傅增湘的视角,结合笔者的部分考证,对整部书的内容、著者大汕和尚及其最终结局进行了剖析,望对后人学习与研究傅增湘收藏善本有所裨益。

清大汕和尚自书《斗蟋蟀赋》长卷递藏及真伪考

石濂大汕禅师是明末清初曹洞宗的一代宗师,康熙时期曾任广州长寿寺主持,兼领清远峡山飞来寺和澳门普济禅院,被奉为“太祖太老和尚”。清远市博物馆收藏一件石濂大汕和尚自书的《斗蟋蟀赋》长卷真迹,长期以来被学者们误以为是民国时期清远县长陆焕所抄写。本文对《斗蟋蟀赋》长卷内容进行释读,考证其递藏过程,并结合《斗蟋蟀赋》长卷上所钤印章证实长卷为大汕真迹。

记阎宗临与樊守义——读《选堂序跋集》偶得

不久前我读了饶宗颐教授的新书《选堂序跋集》，感到如进入国学大观园中，有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叹!但又感到惭愧的是，在林林总总的众多序跋书中，只有两种书是我曾读过的书：一是姜伯勤学兄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是阎宗临教授的《阎宗临史学文集》。前者是当今史学界的知名学者，这里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