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补考

本文是笔者1999年出版《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后,据新见资料续作的考证。据钱澄之《田间诗集》,发掘出大汕出卖绘画作品周济清初遗民志士的史料。文章分析了现存广州光孝寺中大汕1692年所作碑文。它与澳门普济禅院中现存之“大汕宗风”的牌坊一起,成为大汕在广州和澳门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有力象征,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大汕为历史进步所作的杰出贡献。

石濂大汕和他的诗

石濂大汕是清初岭南佛门奇异、怪诞之僧,才情极富,禀质奇高,其诗题材丰富,诗思精妙, 风格变化多端,无美不备,在清初诗坛影响甚大,于古代僧诗中亦有一片自家田地。

明末清初曹洞宗寿昌派诗僧的域外弘传与诗歌创作——石濂大汕《海外纪事》探微

明清易代之际,曹洞宗寿昌派积极从事域外弘法,石濂大汕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将讲经弘法的内容、域外所见所闻、诗文创见等集撰成书,是为《海外纪事》。该书对了解当时的中越关系、海上交通大有裨益,同时,该书所体现出的"即诗言禅"的诗禅观有助于还原明末清初汉传佛教在越南地区交流、互动的历史情境。

庄学意蕴与游侠理想--石濂大汕《遨游图》及其他

早在中古时期,学者即已明辨“行”与“游”的差异,《昭明文选》别“行旅”“游览”为两类,有关前者之诗文记述多是现实,后者更关乎审美。明清之际奇僧石濂大汕(1633-1705)曾自绘三十余幅述其行迹的画像,刻印于所著《离六堂集》之前,中有“行脚”“遨游”二图,倘说较为写实的《行脚图》描画大汕有关“行”的经历和生活,那么《遨游图》则偏向于形上层面展现其“游”的精神。画中人物头面昂扬,道服锦绣,身背宝剑,精神状态与之前“行脚”“负薪”“供母”诸图中略觉偃蹇之貌迥异。

石濂大汕与越南佛教戒律的复兴

明末清初的汉传佛教戒律复兴运动,不仅影响了当时汉地僧团的建设,也给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佛教再兴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源。其中,石濂大汕赴越南弘戒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内容。大汕,俗姓徐,字厂翁,名石濂,一作石莲,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其籍贯说法不一,一说是江苏吴县,一说是江西九江。其同时代人王士祯在其《分甘余话》中就说:“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苏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

區分話語體系與文獻記載:石濂大汕研究中的材料運用原則平議

有關清初名僧石濂大汕的研究,部分學者在其史料運用上或存在較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曾爲爭辯方之一的潘耒,其言論在未經其他材料驗證的情况下,能否當作事實來引用?第二,在大汕入獄後産生的有關他的評價,不可避免將帶上意識形態色彩,那麽未加分析判斷是否可以直接引用?顯然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只能是否定的。繆荃孫《石濂和尚事略》一文常爲學界引用,然其文基本上是依照潘耒和王士禎的文字排比而成。如果没有注意到《事略》之文獻來源,則易受其左右,從而對大汕持負面之看法。因此,在使用和大汕有關的史料時,必須考慮到史料撰寫者本身的立場局限,並區分話語體系和文獻記載。

论石濂大汕自画像及其画学渊源——以《行迹图》为中心的研讨

石濂大汕是明清时期创作自画像数量最多的僧人,其被清廷禁毁的文集所附《行迹图》,是一组以版画形式呈现的自画像传,但它并不以刻画描摹相貌样态为目的,而是用以表达像主的意趣志向、塑造作者的自我形象,且含有明显的遗民意识。《行迹图》接近于传统的"行乐图",在主题选择、画面构图和人物造型等方面,受到《隐居十六观》和《天形道貌》等画谱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对陈洪绶《水浒叶子》和《博古叶子》大加借鉴和摹仿。

石濂大汕赴越南弘法探析--基于《海外纪事》的考察

石濂大汕赴越南弘法的活动在中越佛教交流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在晚明佛教戒律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他以中国佛教现实问题为参照,具体结合越南佛教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传授三坛大戒为主的解决越南佛教弊端的措施。在禅学上,既有他对中国禅宗传统思想资源的继承,又对晚明禅学弊端的自觉反思以及对佛教经教的回归,他的入世化的主张为后来人间佛教提供了值得总结的思想资源。他的建言时政以及积极推动中越两国外交往来,更称得上是民间外交的典范。

“平生有眼不曾见”:石濂大汕的寻奇之旅与炫奇书写

石濂大汕以“亦僧亦士”的身份行游各地、远涉域外,从他相关诗文、游记和绘画中,均可看出一种强烈的好“奇”特质,记录大汕越南传法之行的《海外纪事》,尤多“炫奇”甚至“售奇”的书写,这些与其自画像传等图文作品构成潜在的“互文”。寻奇之旅和炫奇书写,均可视为大汕理解和重铸自我与外界之间关系的努力和尝试。

屈大均、潘耒与石濂交往关系考论

屈大均是清初著名的明遗民之一,早年曾与岭南僧人石濂大汕交往密切。两人后来由于政治理念上的严重分歧及以往积怨的加剧遂反目成仇,分道扬镳。而清初大儒潘耒亦与屈大均为好友,其中年后矢志礼佛。1699年,潘耒忽作《救狂砭语》一书,向石濂发难。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最后由于官府的介入,石濂被逮捕下狱致死。屈、潘二人彼此与石濂的交往关系由于相关史料的阙失而扑朔迷离,通过对一些原始资料的梳理分析,不仅能够使三者交往关系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得到澄清,而且还可对学术界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作出一定的补充与修正。

从三僧谋生方式看清初广东寺院经济形态

明清易代之际广东出现众多遁入佛门的"逃禅"者,他们在寺庙修建、衣食筹措以及寺产经营管理等方面既有相同的一面,又存在很大差异。今释澹归为了修建和运作丹霞山别传寺,戮力"沿门抄化",并且由最初的"辞田"转而为后来的大力置办田产,保障了僧众的生计。广州长寿寺住持石濂大汕利用海外弘法之机开展通洋贸易,其募施方式在寺院经济史上堪称独特无匹。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鹫迹删一生大部分时间以游方为生,及至其出任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后又遵循《祖约》不置田产和提倡乞食为生,表达了汉传佛教对原始教义的遵从。因此,清初佛门谋生方式异彩纷呈,反映了清初广东寺院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山西博物院藏《海外纪事》跋文整理与分析

1695年,广州长寿寺石濂大汕和尚受"越南国王"阮福週之邀前往越南弘法,回国后将其所见所闻撰成《海外纪事》一书。本文通过对傅增湘先生跋文内容的整理,进一步分析山西博物院藏的这部《海外纪事》的成书背景、版本状况,并通过傅增湘的视角,结合笔者的部分考证,对整部书的内容、著者大汕和尚及其最终结局进行了剖析,望对后人学习与研究傅增湘收藏善本有所裨益。

清大汕和尚自书《斗蟋蟀赋》长卷递藏及真伪考

石濂大汕禅师是明末清初曹洞宗的一代宗师,康熙时期曾任广州长寿寺主持,兼领清远峡山飞来寺和澳门普济禅院,被奉为“太祖太老和尚”。清远市博物馆收藏一件石濂大汕和尚自书的《斗蟋蟀赋》长卷真迹,长期以来被学者们误以为是民国时期清远县长陆焕所抄写。本文对《斗蟋蟀赋》长卷内容进行释读,考证其递藏过程,并结合《斗蟋蟀赋》长卷上所钤印章证实长卷为大汕真迹。

记阎宗临与樊守义——读《选堂序跋集》偶得

不久前我读了饶宗颐教授的新书《选堂序跋集》，感到如进入国学大观园中，有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叹!但又感到惭愧的是，在林林总总的众多序跋书中，只有两种书是我曾读过的书：一是姜伯勤学兄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是阎宗临教授的《阎宗临史学文集》。前者是当今史学界的知名学者，这里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