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诚与亲民:刘元卿对石经本《大学》的诠释

刘元卿通过诠释晚明时期流行的石经本《大学》,对其中的主要概念和为学工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本体论上他以明德代良知,以诚说明本然之性,使得本体的内容更加具体化而易于感知。在为学工夫上他将"格"解释为"彻",将"物"解释为外在的客观实践对象,并以复礼作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而且他还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对于人欲只能以道德理性加以引导而非禁绝。刘元卿的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晚明王学的思想体系,而且还维护了王学的纯正性。

刻在石头上的“课本”——曹魏正始石经

课本,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因为它是伴随我们走过漫长学生时代的一个“亲密伙伴”。那1700多年前的课本是什么样子?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洛阳博物馆珍宝馆中陈列的一件石刻作品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这件石刻作品是曹魏时期的“正始石经”残件。它通高75.4厘米、宽50厘米,是我国现存曹魏正始石经残石中体型最大的一块。石经,是古时由国家出资刻在石块上的经典论述,古代文献记载刊刻石经的主要目的是“以弘儒训,以重儒教”,和现在学生所使用的课本作用一样,是中国古代社会保存并流传文化经典的重要方式。

房山石经本《御注金刚经》探微

本文围绕房山石经本《御注金刚经》刻石,一方面依托现有资料,厘清尚存主要经卷、残片与刻石内容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根据史料记载,分述除皇帝外促使该经完成并颁布的三个重要人物及其担任的角色。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刻石题记与房山石经的研究,进一步阐明唐玄宗与房山石经,供养人与经卷之间的关系。此外,关于该刻石的形式与艺术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往往被人忽略。本文通过阐述以上问题,旨在对完善《御注金刚经》和佛教刻经的研究提供价值。

勒石传经 劫火不焚——房山石经开洞发掘与整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本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房山云居寺石经开洞发掘的研究成果,从经本、文献、艺术、经济等角度进行了回顾,着重对202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石刻文献重要出版项目《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三卷本)的整理方法、整理意义、新发现成果等进行了介绍,并对今后房山石经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期待以《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确定的体例,对全部房山石经及其相关碑刻进行再整理与再研究,从而使卷帙浩繁、内容艰深的房山石经焕发新的生命力,更好地为读者解读与学界应用。

鉴藏、交游与题识:管窥故宫博物院藏黄易本《熹平石经》宋拓

黄易曾主动赠予翁方纲金石拓片并向翁方纲分享访碑雅事。翁方纲在黄易本《熹平石经》拓片上的题跋为黄易本最终被确立为宋拓本奠定了基础。本文围绕翁方纲的题跋内容及《两汉金石记》中对黄易本石经拓片的研究展开,分析黄易本《熹平石经》被确立为现存唯一宋拓本这一概念的生成过程。

武周风峪《华严石经》镌刻缘起考辨

武周风峪《华严石经》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武则天下令镌刻的,但通过史源考察,这种说法并没有史实依据。我们察其经幢形制、笔体风格,皆显示出其非皇家所制,彰显出充分的民间风格。结合该石经重修题记及同期太原其他佛教修建记录,其主持镌刻群体应来自晋阳本地民间信众。关于镌刻武周风峪《华严石经》的动机,开经暗示了其似为中古“末法”存经思潮大行其道下的又一刻经活动。不过,细察其存放地实情,则知刻经动机绝非如此简单。其存放地风洞常遭洪涝之害,并不是保存石经的最佳之处。同时,该地还在中古晋阳地方社会具有独特空间意义。凡此种种,镌刻武周风峪《华严石经》实则更多的是地方社会在当时盛行的文殊信仰下进行的一项祈福活动。

唐石经《尔雅》磨改校议六则

论文考校唐石经《尔雅》六处文字磨改问题。唐石经《尔雅·释诂》“漠,谋也”,原刻“谟”,磨改作“漠”是。《释诂》“谟,谋也”,原刻“谋”,磨改作“谟”是。《释诂》“仪,榦也”,原刻“幹”,磨改作“榦”是。《释草》“瓠棲,瓣”,原刻“捿”,磨改作“棲”是。《释草》“茹藘,茅蒐”,原刻“蘆”,磨改作“藘”是。《释草》“萑,蓷”,原刻“䕌”,磨改作“蓷”是。

藏经之外与信仰之内:房山石经所刊小本《延年益寿经》考

房山石经镌有两号小本《延年益寿经》,为唐代时任节度使张允伸及其亲族所刊。作为中国本土创制的佛教伪经,是佛教藏内文献的有益补充。本文在系统调查该经版本源流基础上,对房山石经藏本的刊刻及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并重点讨论该经的思想来源。认为该经文本具有较为明显的密教性质,所蕴含的理论具备一定的道教元素,也体现了中古时期的药师佛信仰。同时,该文献继承了《大灌顶经》中以“神王信仰”为代表的密教思想,及流行于六朝时代之民间信仰元素,极有可能是《大灌顶经》的亚流。小本《延年益寿经》佛教中国化与世俗化过程中较具代表性的文本案例,为探究六朝时期至唐代的文化交融及思想嬗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

蜀石經所見《周禮·考工記》文本管窺

唐石經被稱爲是“古本之終,今本之祖”。蜀石經是否與唐石經同祖太和舊本,以及蜀石經對後唐長興本、宋景德本以下有何影響,都是經典文本流傳中不可忽視的環節。以蜀石經《周禮·考工記》殘拓爲對象,從文獻和文字兩方面考察,推知蜀石經與開成石經同祖兼有經注的太和舊本,唯開成石經僅取其經文而略加校勘,蜀石經則兼取經注,故蜀石經注文大致是太和舊本的面貌;長興本注文是在太和舊本基礎上廣收衆本再經校勘的文本,所以與蜀石經注文有不小的差異,張■《石經注文考異》是其見證。蜀石經注文中略可窺見唐代太和本以前的一些影子,但其校勘粗疏,留下不少譌誤。

白云在半,惠灯常照:石经山访碑记

一、坚贞不移的藏经与护法藏有石刻经典的山名为白带山,高峻极天,因常有白云在半,山横亘如带而得名。石经山在房山县西南五十里,本涿鹿郡地故日涿鹿山。山生莎(灿)题草,亦日莎题山。随着房山刻经事业的发展,此地因刊刻石经,藏石经,因而声名远播又称石经山。山下有寺日云居寺,因位于石经山西峪,俗称“西峪寺”,又写作“西域寺”,寺院地处太行山脉东麓的幽邃之境,面朝溪流,遥望石经山,上悬“西域云居禅林”之匾,已成为一处巡礼者、游览者竞相造访之地。

成都石经寺与藏传佛教的渊源

位于成都龙泉山脉深处的石经寺,系川西五大佛教丛林之一,最为奇特的是该寺融汉藏佛教于一体,除了有汉地佛寺的特征外,还设有宗喀巴大师殿,供奉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师徒三尊以及藏式灵塔等。此外,寺内墙壁绘有藏传佛教人物画像,设有转经筒廊道,与藏传佛教寺庙特征无二。石经寺香火鼎盛,汉藏游客与朝圣者不绝于途,俨然一派汉藏文化共居共存景象。作为一所身在四川的佛教寺院,它与藏传佛教有何渊源?这种共居共存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论三体石经《尚书》异文的类型及价值

今本《尚书》与石经本《尚书》之异文可分为五类,这些异文主要表现为借字与本字、古字与今字的不同,亦存在义近通用、异体换用和文字讹变的现象。这对于我们认识早期《尚书》写本的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异文也是校读今本《尚书》不可多得的材料。

论三体石经《尚书》异文的类型及价值

今本《尚书》与石经本《尚书》之异文可分为五类,这些异文表现为借字与本字、古字与今字的不同;其中亦存在义近通用、异体换用和文字讹变的现象。这对于我们认识早期《尚书》写本的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异文也是校读今本《尚书》不可多得的材料。

石经山藏经洞坡体滚石灾害危险性分析

对影响滚石的岩性、地形坡高和地质结构等因素进行现场地质调查和分析,初步确定存在潜在滚石的坡体。借助BJSD-2B型激光断面仪,选取上述坡体的4个典型剖面进行坡形测量。结合数值分析结果,确定块石A^F发生滚石的可能性较大。现场测量确定A^F块石的体积。在此基础上,利用Rocfall模拟软件对6块块石滚落的运动特征(运动距离、弹跳高度、动能和运动速度)进行预测和分析。结果表明:块石D的失稳对游客的生命安全威胁相对较小,但会直接导致7号洞洞室发生严重破坏;其余5块块石的失稳均会对游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但不会严重影响到相应洞室的稳定。建议对上述6块块石所在坡体的关键部位及时采取工程措施进行加固。

“版刻字体”起源与“浙刻欧体”典范的确立

“版刻字体”有着独立的发展脉络,正式发端于五代后唐监本《九经》,对后世中国文化传播影响重大,然而设计领域对其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上溯开成石经、五代监本、“经生一派”所习欧体以及科举动力等,意在厘清“版刻字体”起源与“浙刻欧体”典范确立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字体比较揭示其中蕴含的中国内生的早期“现代设计”意识。

“蜀石经”与《十三经》的结集

儒家"十三经"何时结集而成,自古迄今,众说纷纭。本文通过考察,发现始于孟蜀广政而成于北宋宣和的"蜀石经",已经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刻入石经,从而完成了"十三经"的结集过程。《孟子》之刻入石经,标志着儒学从"尊经重传",到"尊经重子"传统的转变;也预示着儒学从重视"经学"到重视"理学"的时代的来临。

谈偃师焦村魏石经《尚书·无逸》残石

1978年,洛阳汉魏太学遗址东南约18公里的偃师焦村之野发现一块刻有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之曹魏正始石经残石,6行19字,经文“家……勤劳……不则……昔在……宁……外”,为《尚书·无逸》篇开首,复原后知为正始石经第廿石中心偏左部位残石。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

孟蜀石经

孟蜀(934——965年)石经,因刻于广政年中,又称“广政石经”。始刻于孟昶广政初年,由蜀相母昭裔主持。广政七年(944年)刻成《孝经》、《论语》、《尔雅》,由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丹。广政十四年(951年)又刻成《毛诗》、《礼记》、《仪礼》,由秘书郎张绍文书丹。《周易》,由国子博士孙逢吉书丹。《尚书》,由校书郎周德贞(《十国春秋》贞作“政”)书丹。《周礼》,由校书郎孙朋吉书丹。又《左传》前十七卷。

三体石经古文“裼”与战国文字“■”辨议

三体石经古文借"裼"为"狄","裼"从衣、易声,石经古文"易"旁省讹、移位而形近于"爪"。战国文字"■"从爪、从卒(衣),由甲骨文"■"字省写变异,是"卒"的异体;"■"与"裼"无关,在战国文字中不读为"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