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地区矿产收益管理研究

面对“资源诅咒”的困境和资源型地区转型的难题,矿产收益管理被实践证明是一些国家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实践中,矿产收益的征收要平衡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利益,政府必须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科学的征收依据,在对矿业企业征收高额税收或收取相关费用的同时,也要采取一定的手段保证企业自身利益的实现。我国资源型地区对矿产收益进行管理的条件已经成熟,地方政府顶层设计时应重点考虑,矿产收益规模的大小不是对矿产收益进行管理的决定性条件,其关键要看矿产收益管理是否在地区层面具有战略价值;矿产收益征收的依据要以价格为标准,而不能以数量为标准,科学的方法是从矿产企业的收入或净利润中进行提取。矿产收益管理是包括政府、矿产企业、金融部门以及所在地居民在内的多主体参与活动,政府一方面务必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厘清政府职能边界,避免越界给企业经营造成困扰,另一方面要构建更加透明的财政管理体制,或健全的基金管理制度,保证矿产收益用在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的关键要害之处。

资源开采地政府矿产资源收益统计制度设计

我国资源开采地政府矿产资源收益统计存在制度不够完善、核算方法较为滞后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矿产资源收益优化配置的障碍。文章通过分析国际上政府矿产资源收益统计成果,借鉴IMF矿产资源收益统计模板和EITI收入模板,结合我国资源开采地政府矿产资源收益统计的现状,提出了适合我国资源开采地政府矿产资源收益数据统计的标准模板及数据采集策略。该模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源开采地政府矿产资源收益数据有限的困境,有助于资源开采地政府矿产资源收益统计与国际接轨,为矿产资源收益优化配置提供了收入统计基础。

中国矿产资源收益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矿产资源作为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矿产资源税费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但是,仍然存在国家所有者权益地位不突出、重复征收造成的矿业企业负担过重等问题。对于现行矿产资源收益体系的反思:矿产资源补偿费未能成为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的主要收益形式;资源税与资源补偿费发生重合,混淆了国家所有者权利与政治国家权力;价款异化,混淆了国家的资源资产权益与国家参与投资活动的资本权益。我国矿产资源收益体系的重构:改变称谓,变资源补偿费为权利金;协调资源税与权利金;价款制度还原于矿产资源收益体系之外。

我国矿产资源收益制度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政府矿产资源收益包括三方面,一是国家规定的矿产资源税费,包括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与采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与采矿权价款;二是各地方政府征收的特定矿产资源税费;三是矿业权拍卖或挂牌出让成交价中的溢价收益。针对当前矿产资源税费制度存在的问题,例如矿产资源税费重复征收、征收依据不合理、相关法律法规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征收标准不能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合理开发利用等等,提出进行矿业税费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建议,包括加强国内外调研、做好税费制度改革的基础工作,加强理论研究、理清矿产资源税费性质,完善立法,搞好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等等。

矿产资源收益分享:国际经验及改革路径

由于矿产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衡性、价格波动性和开发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等特征,使得政府间如何分享矿产资源收益成为棘手问题。文章剖析资源收益分配理论并总结实践经验后指出存在如下问题:对资源区居民承担的环境降级等各项成本弥补不足;中央与资源型区域之间存在纵向不均衡;资源型区域和非资源型区域之间存在水平不均衡。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建议:弥补资源所在地居民的各项负外部性成本以及当地政府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支出;中央通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支持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依据财力均衡原则,通过一般转移性支付将剩余资源收益在地区之间进行分配,保障全民共享资源收益的权利。

矿产资源所有者收益分配制度研究

针对矿产资源所有者收益分配的内容、原则做了一番探讨,并指出了我国矿产资源所有者收益分配制度的不足,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矿产资源所有者收益分配制度的对策。

能源富集区城乡统筹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能源富集区城乡关系特殊,城乡统筹的内涵、目标和实现路径均不同于其他地区。当前,能源富集区城乡统筹工作的实质,是依托能源矿产收益谋划和建设了一个庞大的城镇体系并以此为载体进行各类惠农支出,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相分离,政府过多参与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活动,使能源富集区在城乡统筹方面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也深陷资源诅咒。要实现能源富集区城乡统筹发展,政府首先要强化在防止"荷兰病"方面的宏观管理职能,其次要着力探索能源富集区的"产城一体"、"产城共融"发展模式,最后要设法激活市场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要素配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