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矿务章程施行中的税制变革及其限度

清末,清政府颁布了多部矿务章程,以加强对矿业的管理。矿章规定,矿产品应缴纳出井税与出口税,取代此前的矿课、厘金及其他捐税。矿章颁布后,其推行并不顺利。清政府出于控制矿产品的目的,保留了传统的矿课制度,部分省份甚至在中央的支持下对矿业实行统制。税制变革引发了中央与直省以及省与省之间的利益纠葛,各省固守地方利益,对矿章的规定只是有选择性地予以执行,由此造成清末矿税混乱无序,即矿课、厘金和出井税等各种税制并存。清末矿业税制变革的实践困境揭示了税制变革背后的利益冲突,表明晚清政府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力不足,其对财政的管控能力也很薄弱,以致矿业税制变革的实际效果有限。

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

为了在兴办矿产的同时达到保护矿权的目的 ,四川官员设计了华商集股购地、华洋商人合资开采的办矿模式 ,与英法等国商人签订了多份开矿合同。但该模式本身存在资本需求较多、购地成本无法把握等实施难度。此外 ,洋商在政治特权庇护下的肆意要胁 ,此模式的实际结果却为洋商对四川矿地的争相标占提供了便利。

论清末新政期间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

１９０１～１９１１年清末“光宣新政”的１０年，是通常被人们所忽略或被经济史学界长期忌讳谈论的一个历史阶段。作者从崭新的角度论述了这一时期处在危机四伏之中的清政府以主动应变的姿态，实行比洋务运动更为深入的变法举措，进一步推行“利用外资”的政策。文章以较大的篇幅重点阐述了“自开商埠”和引进、利用外资在繁荣城市经济、刺激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和促进开埠城市的近代化上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揭示了其局限性。

清末奖励工商实业政策及其影响

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提出了奖励工商实业政策.在已有的评论中,有的同志认为它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不完全赞同.这里,试就该政策的内容和历史背景、影响和作用作一粗浅的分析.

论晚清矿章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及其效果

晚清政府频繁更改矿章的用意之一就是藉此约束洋商,实现中外合资办矿的“权操自我”。从《矿路公共章程》到《大清矿务章程》,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不断完善。但是,在外国驻华领事、公使甚至外国政府的支持、袒护下,洋商专意于私订合同,盗挖华矿,基本上不将清政府矿章放在眼里,部分官员面对洋商。执法信心不足,所有这些又使得晚清政府期望借助制订矿章来实现保护矿权的努力,终究未能取得多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