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

万历以来 ,“万历嗜财”抑或为尊者讳的“国家财政困难”被认为是矿税大兴的最主要原因 ,但为何可“以矿税启之” ,大家都没有作出具体解释。事实上 ,明神宗选择矿税而非其他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 :明代前期税收制度的不合理设计 ,为商业税增收留下了很大余地 ,从而为中期而后的矿税大兴开启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固然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弊病 ,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考虑 ,它确实对前期商业税收制度的不足多所匡正。

明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阶段性考察

"矿监税使"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重大事件,它有一个发生、发展与终结的过程:始而派宦官、文官和锦衣卫官,组成查矿、采矿的"三结合"班子,继而专任宦官;始而希望通过采矿解决"大工"经费,继而因矿脉细微特别是金银矿缺乏而摊派"矿银",并向各地派出税使,增收商税杂税,与矿银并称为"矿税银两";其后撤回矿监,保留税使,"矿税银两"转化为"正额课税",由地方官员征收、税使"分解"。万历皇帝去世之后,税使撤回,矿监税使所增课税,一并停征。皇室、宦官、文官、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色人等,形成上下互动的合力,推动着这一事物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怪胎"、被视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重要依据。

明代矿监税使事件中的原奏官(民)、委官及参随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万历皇帝派出宦官往各处采矿,此后增派税使,统称"矿监税使"或"矿监税监",简称"矿税"。奏请开矿课税的"原奏官"随之而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凡矿监税使派出,必由原奏官而起;凡矿监税使所到之处,必携原奏官同往。原奏官成为万历时期矿监税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矿监税使和原奏官清一色的"京官"身份,委官和参随则复杂得多。

明代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地开矿并额外课税,对当时的经济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对于这场在特定历史时代延续了20多年、影响到明代社会各个方面,又受到研究者重视的事件,虽然几乎所有的明代史著作都有涉及,但对其研究仍须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发掘各个方面的资料,充分把握明朝万历年间的种种社会面相,站在明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全球史的视野,进行更为全面和详实的讨论,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关于万历时期的矿监税使

一万历时期的矿监税使是明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对明王朝的衰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试论明朝万历年间江西人民与矿监税使的斗争

明朝万历皇帝为了满足其对金银财富的占有欲,派遣了大批亲信宦官到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开矿征税,搜刮民财。遣往江西的潘相和李道的种种胡作非为激化了朝廷与地方、官府与民间的矛盾,加速了明朝的衰落和灭亡,显示了江西人民和万历年间有正义感文官集团的巨大力量。

明万历年间矿税监乱鲁述略

明朝万历(1573—1620年)年间,神宗朱翊钧派出大批税珰到全国各地横征暴敛,搜刮民财,遣往山东的便是陈增和马堂。本文依据历史记载,拟对陈增、马堂乱鲁史实略加论述,并藉以探讨明亡的内在原因。1 关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的原因,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当时内外用兵和“两宫”、“三殿”的修建,财政匮乏,计臣束手。其实,更为主要的原因应是,明朝中期以后。

明神宗派出矿税监补正

明朝万历中矿税大兴，是导致明王朝衰亡的重大史事。对于明神宗派出的矿监税使，《明史·宦官二·陈增传》仅载王亮等１７ 人，漏载颇多。

万历矿税之祸及市民反矿税斗争

万历年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明神宗于是在全国各地派驻矿监税使，横征暴敛，这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导致各地市民纷纷暴动，反抗矿监税使的暴行，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败。

万历矿税大兴起止时间考

《明史》卷 2 37记载明神宗万历年间矿税大兴的起止时间是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经本文考证 ,开始的具体时间应为万历二十四年六月 。

税珰高寀乱闽述略

明朝后期,万历帝朱翊钧派遣大批宦官到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他们横征暴敛,穷极搜刮,严重阻碍了城市经济发展,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税珰高寀乱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

朝鲜对辽东矿税监高淮开矿、征税的应对

万历年间,辽东矿税监高淮欲往朝鲜开矿征税不仅是晚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这一时期东亚史上的重要事件。虽明代官私文献对矿税监高淮多有载录,但从域外"他者"视域对其欲往朝鲜开矿与复开"中江关市"征税的详细叙事,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些资料既可补充国内史料的阙失与不足,也为我们研究矿监税使这一重要角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从东亚史或者全球史的视域加以观察与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辽东矿税监高淮欲往朝鲜开矿征税,并非明朝的独特现象,此时东亚的明朝、日本、朝鲜,包括西属拉丁美洲都曾相继出现了"银矿大兴"运动。这场发生在十六七世纪间的对金银矿开采的风潮,是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普遍发生的现象。

明代宦官与云南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为中国封建社会所罕见，其干预朝政范围越出宫廷和中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各个领域。云南地处西南一隅，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也与宦官有着密切联系。镇守太监与矿监税使，为明代宦官插足云南的具体形式。本文拟对此进行考察，探讨这一...

试析晚明困局与困局中的叶向高

经历200余年后,明王朝进入了明神宗万历时期。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明亡始于这一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可谓千疮百孔,官场腐败充斥,基层暴政肆行,内忧外患,突出反映在:一是财政危机,一是皇帝怠朝,一是政治危机,一是辽东战事。而在万历、天启两朝为相的叶向高面对如此困境,周旋于各派力量之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竭尽一己之力扶持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直至心力憔悴。

独相叶向高主政重抓大事

经历了200余年的明王朝到神宗(1573—1620年在位,年号'万历')时已经是风雨飘摇,在困局中苦苦挣扎。支撑这一困局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叶向高。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

明代神宗万历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创建了东林学派。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赞扬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 东林学派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危机发展的结果,是在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的震荡中产生的。明代后期,朝政日益腐败。以皇帝、宦官、贵戚和权臣为代表的封建上层统治集团极端昏庸腐朽。他们穷奢极欲,疯狂掠夺和兼并土地。仅一小撮皇室、权贵就以官田的名义垄断了全国耕地的七分之一,江南富庶地区被地主霸占的土地一般均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之田赋税收的苛重剥削,迫使广大农民沦为无地佃农。以吴中地区为例,农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日知录》卷十)。在朝内,阉党(宦官)把持朝政,厂卫(特务)横行,矿监税使分布全国,官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地区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

明万历间云南的抗暴斗争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月,云南“冤民万人”,在指挥贺世勋等带领下,包围了矿监兼税使的宦官杨荣的住宅,“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传二》)。这是云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反对前来“征商开矿”的宦官推行的暴政,在城市中进行的第一次颇具规模的抗暴斗争。

明代后期云南籍著名言官王元翰

云南宁州文人王元翰,明神宗万历年间先后担任吏、工两科给事中,曾就政治腐败的大量事实,多次作出书面诤谏。后来受到迫害,弃官出走,最后流落省外,穷死异乡。本文对王氏生平及其部分奏疏,作了简要介绍。

对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原因的探索

我国的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在世界上都是居于领先的地位，但在明朝中叶以后却明显落后于西方，至于落后的原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本文对明代的户役制度，重农抑商政策、货币制度进行了分析后，认为这些制度与政策都直接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加之，明中期以后，政治腐败，特权阶级对工商业的横征暴敛以及矿监税使的疯狂掠夺，使商品经济遭到了更严重的破坏，直到明末仍未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