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冲突、政府介入与经济秩序(下)——以20世纪40年代后期武汉地区码头纠纷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作为一个对经济干预相对较少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为何在大陆因经济崩溃而失败?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武汉地区的码头纠纷。通过介绍三次较大规模的码头工人纠纷——徐家棚码头工人纠纷、赵家墩码头工人纠纷,以及文昌门码头与平湖门码头工人纠纷,可以发现武汉地区的码头在当时并非处于"丛林状态",而是由垄断性极高的码头工会所掌控。码头工会依照传统规则,在码头工人与外来人员之间、甲码头工人与乙码头工人之间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但因失业人员的增多与码头界限的模糊,码头工人之间的冲突甚至械斗时有发生。面对这种冲突,国民党政府可有三种选择,即"市场化道路"、"计划式道路"与"救火型道路"。囿于内部权力分配的混乱,它最终选择了相对弱势的第三种道路。这种选择因无法从根本上纠正有失公正的经济秩序而造成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得较少的政府并不一定是较好的政府。

工人冲突、政府介入与经济秩序(上)——以20世纪40年代后期武汉地区码头纠纷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作为一个对经济干预相对较少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为何在大陆因经济崩溃而失败?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武汉地区的码头纠纷。通过介绍三次较大规模的码头工人纠纷——徐家棚码头工人纠纷、赵家墩码头工人纠纷,以及文昌门码头与平湖门码头工人纠纷,可以发现武汉地区的码头在当时并非处于"丛林状态",而是由垄断性极高的码头工会所掌控。码头工会依照传统规则,在码头工人与外来人员之间、甲码头工人与乙码头工人之间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但因失业人员的增多与码头界限的模糊,码头工人之间的冲突甚至械斗时有发生。面对这种冲突,国民党政府可有三种选择,即"市场化道路"、"计划式道路"与"救火型道路"。囿于内部权力分配的混乱,它最终选择了相对弱势的第三种道路。这种选择因无法从根本上纠正有失公正的经济秩序而造成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得较少的政府并不一定是较好的政府。

清代广东的码头纠纷与公共秩序

清代,广东凡是近河海的墟镇、商埠和港市,均设有码头。码头往往是商品的集散地,又是商贾进出货物的要地,并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各种社会力量为占有其中的资源而明争暗夺,码头纠纷事件不断发生。官府总的调控原则是根据码头的既生关系,即行动者之间的斗争态势、力量对比,以及社会舆情、民间俗例等来判案,并逐渐形成结构性的调控原则,以维系码头的公共秩序。当然,码头纠纷解决的调控性结构与原则是不断改变的,其维系或改变端赖于行动者的斗争逻辑与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