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融资约束与研发投资周期性

根据机会成本理论,研发投资在理想情形下应呈逆周期性,但实证研究发现,由于融资摩擦的存在,研发投资呈顺周期性。风险投资对缓解研发资源融资约束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其对被投资企业研发周期性的影响尚不清楚。本文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探讨风险投资对融资约束与研发投资周期性的平滑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平滑研发投资的顺周期性;经营衰退期较繁荣期而言,风险投资对研发投资顺周期性的平滑作用更强;风险投资对研发投资顺周期性的平滑作用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实现,此时研发投资周期的不对称性仍然存在,风险投资对融资约束下研发投资顺周期性的平滑作用也在经营衰退期更强。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风险投资作用、研发投资周期性及其融资约束效应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对风险投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财务冗余、研发投资强度与资本结构调整

本文以2011~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财务冗余、研发投资强度和资本结构调整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可利用财务冗余与资本结构调整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潜在财务冗余、研发投资强度与资本结构调整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在新经济形势下探究经济实践中影响资本结构调整的新动能对企业未来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环境监管强化与企业研发投资:倒逼效应抑或挤出效应

本文基于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以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强化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并涉及绿色研发投资。其中,融资压力和业绩压力是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两条潜在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会在非国有控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和地区环境监管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损害了企业价值。

管理者自信程度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1—2020沪深A股1911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一个综合指标来定义管理者自信程度,考察管理者自信程度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者自信显著提高了企业的R&D投资水平。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以及安慰剂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政治背景、技术背景和海外背景对这种关系有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说明管理者的上述背景会增强他们的创新意识,从而加大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异质性分析表明,较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中管理层的自信程度对企业R&D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由于资源的获取性和管理者决策权力差异,管理者政治背景、技术背景和海外背景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也更加明显。

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能发挥长期激励吗?——跨期效应的检验

为验证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增长的跨期影响,以2008~201 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补助能够推动当期研发投资增长,但对滞后一期的研发投资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不能形成研发投资增长的惯性。条件跨期效应检验发现,在研发强度高和政府补助多的企业中政府补助的跨期抑制作用显著,政府补助的同期促进效应随着补助提高而降低,跨期抑制效应随着补助和研发提高而加剧;从代理治理的角度来看,高管职业忧虑低、审计质量高以及市场竞争激烈减弱了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增长的跨期抑制效应;从财务盈余的角度来看,现金持有高和经营现金流充裕减弱了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增长的跨期抑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研发投资存在同期跟随的特征,验证了政府补助是临时性的而非长久之计,需要推动企业形成研发投资增长惯性。

投资者情绪、公司研发投资迎合与财务信息质量

研发项目的高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容易导致投资者对公司前景产生非理性预期,管理者有动机增加公司研发投资以迎合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利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研发投资迎合的关系,并探讨公司研发投资迎合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研发投资迎合行为导致公司高质量创新专利减少而低质量创新专利增加,不利于公司创新效率提高和长期价值增长。进一步地,管理者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操纵公司财务信息,进而配合其研发投资迎合行为。分析投资者情绪扭曲公司研发行为对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内在作用机理,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资行为优化和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科技金融是驱动微观主体创新的重要动力。本文聚焦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事实,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非试点地区相比,科技金融结合政策对试点地区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促进作用较强。

基于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研发投资绩效研究——来自深圳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据

笔者以深圳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研发投资3个维度的绩效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资与研发投资技术绩效在企业生命周期3个阶段均为正相关关系,成熟期更显著;研发投资与研发投资财务绩效在成熟期是正相关关系,在衰退期是负相关关系;研发投资技术绩效与研发投资财务绩效以及研发投资技术绩效与研发投资价值绩效在企业生命周期3个阶段均为正相关关系,衰退期表现最弱;研发投资财务绩效和研发投资价值绩效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为正相关关系,在衰退期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重大风险预期、缓冲机制与民营企业研发投资

文章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的重大风险预期对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企业风险管控能力对两者关系的缓冲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家的重大风险预期上升会显著抑制民营企业研发投资。政治关联和企业风险管控能力可以缓冲重大风险预期对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效应,具体表现为:重大风险预期对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效应在缺乏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风险管控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为理解外部风险与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股票回购对研发投资的影响:非国有企业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2015—2019年的我国A股进行股票回购的上市公司,分析股票回购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相对于没有股票回购的公司,股票回购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资。这一结论符合投资迎合行为假说,并且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不抑制企业的投资迎合行为,但股权激励抑制企业的投资迎合行为。

管理者非理性预期、研发投资与现金持有——基于湖北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观察到国内企业持有高额现金的异常现象,并为此展开了诸多研究。本文以2011—2016年湖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资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现金持有决策会受到研发投资支出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管理者非理性预期会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研发产出较少的企业而言,管理者过度自信在研发产出较多的企业中强化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公司流动性管理的内在价值,这对湖北省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中如何制定有关现金持有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创新支持政策下自贸试验区企业 多阶段研发投资动态决策分析

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自贸试验区企业多阶段研发投资动态决策模型,运用数值模拟方法,考量自贸试验区相关税收、补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创新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传统投资决策方法,多阶段研发投资动态决策模型能更好地帮助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动态调整研发投资策略,发掘政策红利;有助于政府及时调整与完善相关政策,激励与引导企业创新。鉴于此,需完善鼓励类产业目录、优化事中事后监管规则、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适时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上市皮革企业董事会资本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2020年上市皮革企业公布的数据,根据资源依赖理论,采用实证分析法,分析董事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皮革企业董事会资本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当上市皮革企业董事会成员受教育水平提高时,企业会加大对研发投入,以求更好、更快地发展。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异质性研发投资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匹配后,实证检验不同类型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考虑数字金融传导路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会显著缓解企业的内源融资约束,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及其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两个维度能显著缓解企业的外源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研发总投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研发投资的异质性,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内源融资约束对企业基础研究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也通过缓解企业外源融资显著促进企业应用研究。本文丰富了数字金融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支出

文章使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企业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能促进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支出。数字普惠金融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发展程度提升,均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相较于非制造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型国有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中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企业研发投资结构比较

利用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据,将中国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6个创新型国家的企业研发投资规模、研发强度、产业布局等结构性特征展开比较。研究发现:第一,大型跨国公司全面引领世界企业研发,发达国家仍是全球研发活动的主要源头与载体;第二,中国企业研发活跃度不断提升,已成为推动全球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第三,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强度与创新型国家有一定差距;第四,中国产业分布逐渐向高技术领域聚集,但制药与生物科技企业长期缺位。

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本文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融资能力对企业的研发投资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融资能力增加1%,企业的研发投资支出将增加0.34%。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支出的作用程度具有个体差异性,并且受到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伴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融资能力对于企业研发投资支出的促进作用随之增大。分样本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大规模企业,中小规模企业的研发投资支出对于融资能力的变化较不敏感,且其从地方金融市场获得支持的力度相对较小。私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创新和研发方面更具有积极性,一旦获得融资,其投资于研发支出的比例更大,然而私营企业获得的地方金融支持却低于国有企业。最后,基于地方金融发展水平与融资能力交叉项的回归分析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研发支出对于信贷融资能力的依赖性。

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利益趋同效应还是管理防御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运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2008—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研发投资战略,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具有利益趋同效应,随着持股比例增加,产生管理防御效应;股权性质微弱负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的关系;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的关系;股权制衡度微弱正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关系.因此,适度的高管持股比例及制约大股东控制的影响将有利于公司加大研发投资.

政府和企业对产业共性技术两种研发投资类型的比例研究

基于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在新形势下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战略意义以及共性技术研发投资的"死亡谷"效应,构建了政府和企业两个投资主体、预研投资和研发投资两种投资类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投资博弈模型。通过最优反应函数求解,得到不同政府预算占比情况下共性技术研发投资的纳什均衡,探索了政府和企业对两种投资的最优比例,并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结果发现,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投资供给中更倾向于预研投资,企业在产业共性技术投资供给中更倾向于研发投资;政府应根据产业发展不同阶段,适时调整功能定位,针对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投资,动态调整支持方式和支持力度。

客户关系与企业研发投资决策

从企业商业关系网络视角,探讨客户关系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从企业的集团属性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在非集团企业样本中,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倒"U"型关系依然存在,而在集团企业样本中,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则显著负相关;同样地,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样本中,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倒"U"型关系依然存在,而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样本中,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则显著负相关。研究表明企业的研发投资作为一种专用性资产投入,既具有在客户集中度方面的信号传递价值,还会在不同的融资约束情景下体现不同的投入强度,彰显其显著的环境调节功能,有助于企业多角度考量研发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