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研发投资效率研究——来自科技型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目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学者较多对一般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行研究,较少考察科技型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经济后果。以2008-2013年期间福建省A股科技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其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利用DEA模型计算出的样本公司研发投资效率不高,但是,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的研发投资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即公司的研发投资效率随着内部控制质量的增强而提升。本研究拓展和丰富了内部控制和R&D投资研究的相关内容,有利于从新的视角解释公司R&D投资行为和研发投资效率问题。

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

企业研发投资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物质保证,而研发投资效率则是保证企业研发投资能够真正实现提升企业价值的关键。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做出的决策质量的大小会影响到企业的研发投资效率。本文选取我国2013—2015年披露研发投资费用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和检验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关系。从董事会资本的2个组成维度:董事会人力资本和董事会社会资本,分别探讨董事会资本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会资本与研发投资效率成正向相关,可以减少投资不足,抑制投资过度;董事会人力资本中的董事受教育程度对投资不足的影响要大于投资过度,而董事的团队异质性对投资过度的影响要大于投资不足;董事会社会资本中的董事间联系对投资不足的影响要大于投资过度,而董事的政治资源对投资过度的影响要大于投资不足。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可以为企业遴选董事会成员,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提供借鉴。

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与研发投资效率——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研究

本文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进行研究,并从政治关联与现金持有两个层面探讨了企业外部资本与内部资本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有助于提升研发投资效率,但这一提升作用在不具备外部资本的企业中能够得到更好体现,并且受到企业拥有的内部资本的影响。这证明了政府资源对企业的重要性,同时企业外部资本导致政府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漏损,而企业内部资本导致政府资源边际贡献下降。因此,政府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应做好事前选择与事后监督工作,确保将资源分配给需求最大的企业。

开放式创新能够提升研发投资效率吗?

作为一种创新思想和理念,开放式创新将外部资源和合作者纳入到内部创新网络和平台中,通过构建内部动态创新网络从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它提供了解决企业研发投资效率问题的新思路。2012年至2016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表明,实施开放式创新,整体上能够提升研发投资效率,能够抑制投资过度,但对投资不足问题在统计上的影响不显著。开放式创新涉及的范围越广,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强,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也越强,但却无法解决投资不足问题。这些研究发现对改进和提升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研发投资效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冠疫情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对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分析

研发投资是企业建立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则对企业研发投资绩效有重要的影响。基于DEA模型,考察新冠疫情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冲击以及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可以发现,虽然新冠疫情整体上拉低了企业的研发投资效率,但高管团队金融社会资本能对其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海外背景及学术背景的正向调节效应则未得到验证。这一结论可为企业遴选高管团队成员、提高研发投资效率提供借鉴与参考。

高管激励、高管权力与研发投资效率

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高管激励、高管权力与研发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和高管在职消费对研发投资效率有正向影响。高管晋升激励对研发投资效率有负向影响。高管权力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资效率有调节作用。

连续性政府补助是否有效提升了研发投资效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数据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调控产业结构、调节技术发展方向的着力点。选用2015—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政府补助、融资能力和研发投资效率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连续性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最佳政府补助强度为10.76%,同时内源融资能力、外源融资能力在政府补助与研发投资效率之间分别起到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的作用。根据研究结果,在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资效率的路径上,提出精准补助、建立具有导向性的补助申请制度、平衡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发展等政策建议。

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行为机理研究:双重性视角

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行为产生于企业存在的低端重复研发。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视角审视,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行为存在客观性与复杂性。提升企业研发信息的获取能力,修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运用该制度门槛防止企业盲目高新化行为及逐步提高企业技术经营和技术服务经营的比重,是非效率研发投资行为治理的重要手段。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效率估算与异质性分析——兼议管理者过度自信促进研发还是引发过度研发

本文采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使用沪深两市2007—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定量研究融资制约和代理冲突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融资制约和代理冲突对企业研发投资有重要影响,在研发投资无法获得解释的随机扰动项中,两者效应合计占比高达83.374%;(2)融资制约平均将研发投资压低50.841%,代理冲突平均将研发投资推高38.916%,两者综合净效应平均将研发投资压低11.925%;(3)当融资制约异质性趋于强化企业融资能力时,企业受融资制约较小,研发投资效率更高;(4)当代理冲突异质性倾向缓解代理冲突时,企业过度研发投资受到制约,研发投资效率更高;(5)管理者过度自信无助于缓解融资制约,但会加剧企业研发投资过度,导致研发投资效率发生损失。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业界对研发投资决定要素的系统化认识,还可为企业优化研发投资效率的路径选择提供更为可靠的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来自湖北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1)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2)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3)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

急功近利抑或行稳致远:CEO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效率——基于地理邻近性视角

地理邻近性促进了个体间的社会互动和信息传递,加剧了社会比较效应,从而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本文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测度企业间的空间距离来划定地理邻近区域,实证检验了地理邻近性视角下CEO薪酬差距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理邻近性CEO薪酬差距降低了企业研发投资效率。通过变换代理变量和研究样本、改变估计方法、采用安慰剂检验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研究结论保持不变。影响路径检验表明,地理邻近性薪酬差距增加了CEO的过度冒险倾向和CEO主动离职,进而降低企业研发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地理邻近性薪酬差距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负面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未实施CEO股权激励的企业、董事会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以及经理人市场竞争弱的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区别于高管薪酬差距的行业研究视角,本文从地理邻近性视角出发,既拓展了高管薪酬差距的研究视野,也为如何提升企业研发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考。

开发支出资本化与企业创新

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将符合条件的开发阶段研发投资进行资本化处理计入资产负债表,无需冲减当期利润,然而近年来存在过度资本化的现象。本文从这一现实背景出发,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开发支出资本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二次函数模型,研究发现,开发支出资本化与企业创新呈倒U型关系,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开发支出资本化通过非效率研发投资作用于企业创新。当开发支出资本化低于临界值时,管理层通过削减研发投资以实现盈余目标的动机得到抑制,缓解了研发投资不足,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当开发支出资本化高于临界值时,管理层为避免将已资本化金额转为费用对当期盈余造成的负面冲击,进行过度研发投资,从而阻碍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面临的盈余公告压力越大,开发支出资本化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更强。本文在丰富企业创新和会计政策选择领域文献的同时,对于监管层加强监管企业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及投资者警惕企业过度资本化陷阱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