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支出费用化与定向增发新股定价

以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研发支出费用化对定向增发新股定价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随机边界分析法实证分析了2008~2018年间实施定向增发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研究发现: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越高,定向增发新股发行价被低估越严重,且这一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负向应计盈余管理实现的;研发支出费用化对定向增发新股发行价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且提升大股东认购比例可强化这一抑制效应。

研发支出费用化还是资本化

本文对长期研发支出各期稳定性进行了一套VAR(p)模型实证研究的设计。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支出非稳定性,证明了资本化和有条件资本化的合理性,并以此减少一些研发支出费用化还是资本化的争议。

研发支出资本化动因:真实合规抑或盈余操纵

研发支出资本化是代表研发成功的信号还是沦为盈余管理的工具目前尚无定论。基于此,本文搜集整理了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研发项目的明细数据,并区分了真实合规的资本化样本与具有盈余操纵动机的资本化样本。研究发现:在进行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样本中,盈余操纵资本化约占26%;相较于盈余操纵资本化样本,真实资本化样本的盈利能力更强、规模更大、资产周转率更高、销售管理费用率更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更高。此外,本文还比较了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在真实资本化与盈余操纵资本化行为上的特征差异,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出于盈余操纵动机进行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研发支出资本化动机的相关文献,也对投资者深入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研发支出资本化与管理层薪酬契约——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0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研发支出资本化与管理层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并进一步考察研发支出资本化与管理层薪酬之间敏感系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与资本化研发支出强度显著正相关;在研发支出费用化强度更高的公司,管理层薪酬与研发支出费用化强度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对于企业盈余,我国上市公司委托人并未给予研发支出资本化更高的薪酬激励,即使在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更高的公司也是如此,说明委托人无法理性察觉,由研发支出资本化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带来的股东未来财富的增加。

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研究

通过案例归纳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支出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问题的成因及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研发项目的立项作为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标准,明确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细化标准,改进研发支出明细表和研发费用明细表。

改善财务报告有用性解决方案的国际探讨

当前无论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还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都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内在矛盾。例如,基于谨慎原则确认了已发生的费用,没有确认尚存重大不确定性的收入,或者将大多数研发支出费用化,导致以后期间很多收入无法匹配成本,考虑了"谨慎"原则就无法兼顾"配比"原则。

企业研发费用管理问题的探讨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要想稳立于国际舞台,就要提高创新能力来发展核心竞争力,加大研究与开发力度,转换自我的经济增长方式。

新三板企业转板能否促进企业可持续增长?—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新三板企业和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新三板转板上市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研发支出费用化强度和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的中介效应,并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方法(PSM)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研究结果表明:新三板转板上市公司,更好地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自我成长,对企业可持续增长存在积极影响;研发投入整体上产生了价值增值效应,转板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进一步驱动企业的可持续增长;但研发支出费用化强度与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产生了差异化中介效应.研发支出费用化强度发挥了价值增值效应,在转板影响企业可持续增长的路径上发挥了正向的中介作用,而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则产生了价值折损效应,在转板影响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传导链条上产生了部分的遮掩效应.

探索式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探索式创新作为技术进步的源头,对于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至关重要。利用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探索式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探索式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拐点效应",且呈正"U"型,即当研发资源的投入处于低水平时,探索式创新对主营业务资源的占用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但随着研究的推进及成果的显现,探索式创新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异质性会对企业的创新动机与内部资源配置造成影响。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探索式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按照行业性质分组,相对于非研发企业,研发企业的探索式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U"型关系更加明显。(3)税收优惠与内部控制质量提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资源禀赋和创新效率,进而能够有效缓解探索式创新给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