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支持、研究性投资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大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困境

大企业是中国自主创新、突破发达国家“卡脖子”技术的主导力量,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延伸中国产业链与加大内循环、带动国内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极值理论的POT模型测度了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指标,描述性统计发现:中国突破性创新主要由规模前25%的大企业引领,但大企业研究性投资强度较规模后75%的企业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政策支持、研究性投资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只有研究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投资强度对规模前25%的大企业突破性创新影响效果显著为正,对后75%企业影响不显著,说明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使命存在差异;政府R&D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直接作用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效果并不显著,揭示了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内生性;政府R&D补贴会促进前25%的大企业增加研究性投资规模,进而正向激励渐进性创新;对规模后75%的企业,政府R&D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都有利于企业增大研究性投资,但受研究能力的制约,只能显著促进渐进性创新。政策支持下大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并没有开始从实验开发阶段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阶段的转型,这是制约大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根本原因。

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异质性研发投资的路径分析

基于三阶段SP-DEA动态分析模型测算了2013~2017年1324家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综合考虑并计算了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并与企业的两种异质性研发投资活动联系,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活动进而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和机理,结果表明: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TC)提升,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则主要作用于效率改进(EC),但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由效率改进主导;对3种环境规制下的异质性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分析得到: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通过研究性投资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前沿面企业(先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导致前沿面企业研发投资性活动不足,负向作用于技术进步,正向提高了企业的效率改进;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门槛较高,仅通过前沿面企业的研究性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对落后企业作用不显著。

环境规制、研发投资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探究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微观机理,讨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异质性研发投资作用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得出,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主要依靠研究性投资的推动,具体来讲:(1)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下,研究性投资更能刺激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且“阶梯向上”的作用特征明显;(2)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下,研究性投资和试验开发性投资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表现为倒U型趋势,且落入最优规制区间内的企业数量最多;(3)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的门槛较高,目前只刺激了部分企业研究性投资的正向作用;(4)东、中、西部地区的分组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内的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别,这对不同区域内的“规制组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