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的破产抗辩制度

我国已正式颁布实施《反垄断法》,但是现行规定中没有具体涉及到破产抗辩制度。从近日三鹿集团宣告破产这一事件,我们再次反思破产企业退出市场与被并购两种不同的情形下对竞争以及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本文以破产抗辩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此制度在各国的发展,再着重论述我国建立破产抗辩制度的必要性,最终结合先进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的破产抗辩的具体设置提出建议。

论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中的破产抗辩制度

对企业合并的反垄断审查中，破产企业抗辩是一项重要的豁免制度。本文以美国破产企业抗辩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介绍该制度的源起和发展，分析该制度的构成要件和价值所在，意在探讨破产企业抗辩制度在我国建立和实施之进路，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建立破产企业抗辨制度提供借鉴。

合并规制“破产公司抗辩”原则的应用及启示——以英国Kingfisher及Stericycle公司收购案为例

合并是濒临破产公司的一条重生之路,但这可能会涉嫌垄断。以英国Kingfisher及Stericycle公司收购案为例,本文探讨反垄断机构如何运用"破产公司抗辩"原则进行合并审查,从而明晰"破产公司抗辩"实施的要点。结论是反垄断法应当增加加速程序的相应规定;对以破产抗辩为理由提出的合并申请,应评估导致一家公司濒临倒闭的真实原因,避免一方恶意竞争导致另一方陷入危机,再以破产公司抗辩为理由而成功购并其竞争对手,最终弱化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

企业合并反垄断审查中的破产企业抗辩——金融危机背景下破产企业抗辩的适用

在对企业合并的反垄断审查中,破产企业抗辩是一项重要的豁免制度。本文以美国破产企业抗辩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介绍了该制度的源起和发展历程,分析了该制度的适用条件。结合金融危机,阐述了破产企业抗辩如何在反垄断法理念下发挥其消极效用和积极效用。文章随后讨论了金融危机背景下破产企业抗辩中寻找替代性收购者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破产分公司抗辩的适用。文章旨在通过以上论述,从理论上探讨破产企业抗辩制度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充分发挥作用,并为我国在新形势下确立破产企业抗辩制度提供借鉴。

破产法与反垄断法的异化与共生

破产法实现破产财团价值最大化的效率目标与反垄断法的公平竞争秩序维护目标存在龃龉,破产法的集体清偿框架与反垄断法厌恶组织财产的聚集状态有所罅隙,破产法的预算软约束机制与反垄断法的竞争政策优先存在冲突。在不考虑"诺艾尔-潘宁顿规则"的例外情形下,适用"主管机关-行为绩效-影响范围-作用后果"的分析框架,可分析得出反垄断法适用破产程序。在破产法中融入垄断行为的禁止规定,可协调两部法律适用的紧张关系。当破产法与反垄断法的法益发生冲突时,以破产抗辩构成要件的历史沿革为例,立法愈发偏向社会公共利益。破产抗辩制度应当体现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淡化破产法因素。运用"信任-核实"准则可判断出国家对危困企业援助的合法性,应当从适用范围、救助形式、考量因素、竞争损害四个维度控制危困企业的国家援助。

论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标准的选择

遵循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基本思路,我国当前亟须在三个方面制定指导性标准。一是确立集中审查的安全港标准。在严格程度上,可考虑建立"强安全港"标准,凡属于安全港范围的集中不再作进一步审查,并根据严格的统计测算确定集中度指数或HHI指数。二是确立"严重妨碍有效竞争"的反竞争评估标准,并分解为单边效应和协同效应进行具体分析。三是明确经营者集中的抗辩标准,在市场进入抗辩、效率抗辩和破产抗辩问题上细化分析的步骤,完善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体系。

后疫情时代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在后疫情时代,市场预期将迎来并购交易高峰,频繁的市场退出和缓慢的市场进入可能造成特定行业内的相关市场结构趋于集中。此背景之下,反垄断规制应为经济复苏保驾护航。宏观层面: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仍应坚持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发挥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功能;中观层面:为确保科技创新的持续推进,经营者集中控制需警惕投机性反竞争的企业并购,重点关注互联网、高科技领域的扼杀性收购行为;微观层面:经营者集中控制可借此契机深化对于破产企业抗辩的理解,使其适用兼具灵活性与谨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