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院对内地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以华信破产案裁决为视角

鉴于内地与香港长期密切的经贸联系,两地法院面临跨境破产案件合作的现实需求。继2001年香港高等法院承认广信破产程序及于债务人位于香港财产的首例判决后,2019年12月香港高等法院作出承认与协助上海华信破产程序裁决,对于促进两地跨境破产合作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和意义。华信破产案裁决表明,香港高等法院承认和协助内地破产程序的法律条件有两方面:一是破产程序符合集体性特征;二是破产程序由债务人成立地法院开启,但并不要求以互惠为前提。与广信破产案相比,香港法院首次在华信破产案中正式承认内地法院任命的破产管理人地位,对其管理债务人位于香港的财产提供适当的协助措施,同时中止债权人对债务人财产的个别执行。跨境破产案件的处理对于我国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促进意义。内地法院宜以华信破产案为契机,改变对跨境破产案件的消极与回避态度,尽快实现破产案件双向合作的历史性突破,从而逐步扩大我国破产司法实践的国际影响力。

跨境破产中境外税收债权的承认与协助问题研究

是否承认与协助境外税收债权一直是跨境破产中极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我国跨境破产立法的长期缺位导致司法机关模糊和消极的承认与协助立场,容易招致他国的保护性措施,徒增破产成本,破坏跨境破产合作,助长跨境逃税。世界各国正在逐步抛弃传统的“税收规则”并向着更为合作的方向转变,我国不应再持过分保守的态度,可以借助此次破产法修订通过剥离税收债权的公法属性并引入事前的公共秩序保留与互惠原则,对跨境破产案件中的境外税收债权给予有条件的承认与协助。

我国跨国破产承认与协助制度:理论、实践与规则完善

跨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传统理论包括地域主义和普遍主义,两者各自的封闭性和理想化都无法满足目前跨国破产司法实践的需要,而折中的新实用主义可以较好地协调本国利益和国际合作这两种诉求。基于这一理论,我国应扬弃地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和联合国、欧盟的经验,完善和细化我国跨国破产承认与协助制度的具体规则,主要包括:明确跨国破产程序的管辖权和效力,赋予外国破产管理人相应资格和职权,确定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范围、依据和条件,确定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救济措施和效力范围,从而为"一带一路"和双向投资大国的建设提供法律支持。

我国跨境破产承认与协助制度研究

承认与协助制度是跨境破产司法实践关注的首要问题,而我国现行法律对此制度的构建存在缺失,采取实质互惠的承认要件已偏离国际发展趋势,且承认范围狭窄与审查规则阙如使我国法院在跨境破产案件中提供具体协助时常常无法可循。为构建与完善我国跨境破产承认与协助制度,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坚持国际合作,采纳推定互惠的承认要件;二是与国际商事司法环境接轨,扩大承认范围、细化审查规则;三是修缮具体规则,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救济方式。

我国跨境破产机制完善路径的思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跨境破产的现实需求不断呈现。我国跨境破产机制存在一定的缺失,司法实践不够丰富,难以匹配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经贸发展需求。本文分析国际先进跨境破产理论与体系,借鉴较为成熟的跨境破产经验,对我国跨境破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出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法发〔2021〕15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协助制度体系,促进经济融合发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结合司法实践,就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工作进行会谈协商,签署《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

我国法院承认境外破产程序的审查标准

对境外破产程序的承认申请,我国法院应依据《企业破产法》第5条第2款规定,并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全面审查境外破产程序是否具有集体性特征、是否在主要利益中心地法院启动、是否存在互惠关系以及是否有不予承认和协助的事由。跨境破产承认境外破产程序规则与承认外国民商事判决存在本质性差异,中日两国之间拒绝承认和执行彼此民商事判决的先例,并不当然适用于跨境破产案件。根据外国法律,我国法院破产裁定得到外国法院承认并不存在法律障碍的,应当认定互惠关系成立。当境外破产程序中的监督委员等DIP辅助机构的身份与职责,与我国重整程序中债务人自行管理下的管理人实质相似时,可予承认并给予履职协助。

论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破产判决范围的困境及破解

我国对外国破产判决范围规定不明,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少或错误适用外国破产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外国破产判决与外国破产程序紧密相关,我国要求外国破产程序需具有相似性和集体性特征。相似性不符合适用外国法识别的国际趋势,容易排除合适的外国破产程序。集体性不宜采用严格的传统集体性,而应考虑全体债权人利益,采纳公平集体性。因为破产集中管辖制度,破产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具有特殊性。由于特殊性,破产判决与破产程序密切相关,与一般民商事判决不可混淆。判断破产判决与破产程序的实质关联,应主要考察法律依据是否与破产法具有紧密联系。界分破产判决与一般民商事判决时宜对前者采取狭义解释。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的完善路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如何在促进跨境破产司法合作与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间找到平衡,保障内外债权人公平受偿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的重要议题。文章认为,我国《企业破产法》对跨境破产承认与协助制度的构建存在缺失,事实互惠原则有悖国际趋势,司法实践中也较为保守,尚且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法治体系。对此,在借鉴国际优秀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应从善意解释《企业破产法》、修缮管辖权规则、明确外国破产管理人准入资格、细化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救济措施等方面加以改进,以期为营造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对外投资营商环境提供法律支撑。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破产司法合作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中跨境投资与贸易迅速发展,但沿线国家跨境破产司法合作机制尚未建立,涉“一带一路”跨境破产争议解决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国际层面建立跨境破产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国内层面完善我国跨境破产制度是解决我国与沿线国家破产程序相互承认与协助问题的并行路径。我国有必要与沿线国家共建以主要破产程序为主的平行破产协调机制和法院间信息沟通与共享制度,解决各国跨境破产法发展不平衡和双边与多边司法合作协议供给不足问题。在国内层面完善我国跨境破产制度,明确承认对象和协助措施的范围,确定法律互惠的判断标准,从程序公正和促进跨境破产司法合作双重维度对本国债权人利益予以合理保护,明晰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境破产案件中适用的边界,为承认与协助沿线国家破产程序提供法律保障。

外国破产程序在中国的承认与协助制度——基于韩进海运破产案的思考

跨国公司破产事件与多数类型的法律程序仅决定某个特定问题或交易不同，破产程序本身具有批发特质，既要实现债务人与债权人及股东等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关系重建。又应尽量为债务人提供重生机会，而跨国破产往往还涉及位于诸多国家或地区的各类资产处置，其内涵更为复杂，影响更为广泛。跨国公司破产涉及法律问题众多，其中对于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问题是各国处理跨国破产案件的基础。

浅析国际司法协助的范围

国际司法协助是当今国际合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可以解决涉外诉讼程序中的困难,而且还能促进和保障各国在其他各个领域里的交往与合作。但各国的司法理论与实践对国际司法协助的范围问题,尚无一致看法。本文从司法协助的领域范围、行为范围和实施主体范围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以求通过探讨有利于我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开展国际司法协助活动。

中国跨境破产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以韩进破产案为例

"修正的属地主义""修正的普及主义"和"国际司法协商"三种方式逐渐打破以往"属地主义原则"和"普及主义原则"两分的立法模式,成为各国跨境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立法模式的主流选择。在中国跨境破产国际合作建设中,韩进破产案件对中国跨境破产国际合作模式的选择有着深远影响。中国应当选择"修正的属地主义"立法模式,积极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效力,引入主要破产程序与附属破产程序概念,积极参与跨境破产合作。在"一带一路"与司法国际化建设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5条的互惠原则应当继续细化完善,坚持《南宁声明》承诺的互惠做法,先行给予对方国家当事人司法协助,积极促成互惠关系。在缺少跨境破产具体程序规定的情况下,借鉴示范法具体内容,个案适用破产议定书模式,建立灵活有效的跨境破产国际合作制度。

康德式的道德程序论

本文将借助康德的认识理论，构造一个康德式的道德程序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道德律是管理准则的程序，该程序要求准则中的关切及其满足方式获得从小群体到大群体再到所有理性行为者共同体的逐渐承认。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尤其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提示了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但这两本书的重点在于描述一种批判的道德理论与其他独断论的道德理论的区别，而没有着力阐述批判的道德理论是如何运用的，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因此虽不是康德明确论述的，但依然是康德式的。第一节说明认识的程序论，第二节提出道德程序论，第三节将此理论与若干竞争理论对照。

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制度的解析及完善

本文在介绍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理论与国际实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我国在承认外国破产裁决上需要面对的问题,并就此提出有关立法完善建议。

我国跨境破产的实践发展和路径探索——以全国首例香港地区破产程序认可和协助案的审理为视角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率先实现跨境破产合作的制度突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全国首例认可和协助香港地区破产程序案件。以全国首案的审理为视角,回溯自改革开放以来涉跨境破产因素的典型案例,总结我国跨境破产从早期地域保护到当前开放合作的实践发展历程,为建立健全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跨境破产合作机制提供实践启发和思考。

从“广信案”到“华信案”:香港对内地公司跨境破产清算承认与协助的新发展

对比"华信案"与"广信案",并结合近年来的判决,可以看出香港法院对内地公司跨境破产清算的承认与协助存在由适用原则向适用规则、承认程序标准化和程序中止范围扩大化的转变,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香港在遵循修正的普及主义的同时已发展出较为完整的承认与协助机制。协调两地承认标准的差异需要形成特别安排,修正的普及主义的基本立场可为双方提供共识基础,同时香港法院"标准协助令"的清单设置利于债权人形成稳定预期,值得内地关注。

在我国承认外国破产裁判的路径构想

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大量跨境破产案件随之涌现，破产债务人、债权人和破产财产分布在世界各地，增大了破产程序开展难度，立法理念差异和司法主权的实施使得跨境破产效果大打折扣，如何提高破产宣告的域外效力日益重要。本文依据新破产法第五条原则，对在我国承认外国破产裁判的路径进行设计完善，更好的实现破产法的理念并维护我国债权债务人的合理利益。

我国跨境破产法立法的完善:目标、框架与规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跨境破产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但也存在价值定位模糊、立法缺乏体系化、条文简单、未充分考虑跨境破产司法协助特殊性的问题。我国跨境破产立法改革的目标应定位于促进司法合作与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的合理平衡,平等保护内外债权人,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在制度构建上立足中国实际,加强与国际规则的对接,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搭建跨境破产司法合作的法律框架。在规则完善层面,对外国破产程序与破产判决予以区分和界定,增补司法协助程序规范,建立跨境破产间接管辖权制度,从程序公正与公平参与破产程序权益角度规范债权人利益保护规则,明确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救济措施,建立开放、透明、高效的跨境破产法律制度,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对外投资与贸易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亚太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境破产的区域合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跨境破产案件将逐渐增多,鉴于各国跨境破产国内立法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形成区域合作多边机制是破解难题的有效路径。亚太自贸区跨境破产区域合作注重与国际规则对接的同时,应兼顾成员国法律传统与司法制度的特点,在区域内构建以承认与协助主要破产程序为中心的司法协助制度,厘清与界定外国破产程序和破产判决概念,明确主要破产程序的效力与管辖权确定标准,统一承认与协助外国破产程序的审查规则与程序规则,保证区域内跨境破产司法协助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认同平行破产程序在现阶段解决跨境破产争议的合理性,在区域内推进形成主从程序协调机制。建立法院间交流与合作机制,促进跨境破产案件在区域内的高效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