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管理机构本土化构建路径——基于英美比较视野的研究

尽管破产管理机构在各国称谓不一,但其在各国破产法运行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该机构一般从事监管破产程序各方行为、推动破产立法、执法、统计分析破产案件数据、追究破产企业高管信义义务等事务。在我国,法院在破产程序中扮演上述角色,这与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原则相违背。值《企业破产法》施行十二周年之际,反思该法实施中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实属缺乏公权力的有力规制,导致部分企业本应申请破产,却逃避破产程序,把损失转嫁给债权人和职工,导致潜伏着不良生长的社会危机。因此,我国需要设立专门的破产管理机构,负责监管破产管理人、追究企业高管信义责任、调查破产违法行为等行政事务,分离破产案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有利于完善破产法治体制。

世行“办理破产”指标分析与我国破产法的改革

从价值论视角诠释世行“办理破产”指标的功能,其具有促进各经济体实施破产法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制度价值。从方法论视角解析“办理破产”指标的评价体系,其作为营商环境评估十项指标之一,以2008年Djankov和Hart等人撰写的论文Debt Enforcement around the World所确立的评估方法为基础,主要由债权回收率和破产框架力度指数两部分组成。从比较视角出发,与可比经济体“办理破产”指标相比,我国排名位次靠后,债权回收率低、时间长、成本高,债权追收结果未实现持续经营,破产框架力度指数分值不高。鉴此,从实践论层面展开与评述我国《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改革措施之利弊,提出一系列继续完善破产法实施之建议,如在立法层面,应加快推进中小企业破产重整法律规则的出台;在司法层面,应贯彻实施“利益平衡”原则,平等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行政层面,应大力推进行政权与司法权协作的法治化。

论个人破产中的行政介入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探索呈现出对行政介入的需求。通过对域外制度观察发现,这种行政介入并非中国的"地方特色"。个人破产中行政介入的原因包括:政府需要提供个人破产管理方面的公共产品;单纯的债权人自治会出现整体非理性;市场化的破产管理在面对个人破产时更易失灵;法院介入破产管理引发的问题亦要求将破产案件中的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分开。行政介入在方式上可以通过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予以实现,并通过其职责安排与司法程序形成互补与对接。行政介入的职权范围包括对市场失灵的补足、破产程序的管理监督以及个人破产制度便利化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