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陈廷焯的破体辨体论与“沉郁”说

陈廷焯继承了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理论要旨,但又在三个方面丰富、发展、升华了这一理论主张。一是破体尊词,通过比附诗骚、以诗衡词的方式来观照词体,提升词体的地位和品格。这种观照涉及到词之起源、题材立意、语言、风格等方面。二是辨体言词,指出词在外在特征、体性特质、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特殊之处在于沉郁婉曲,在辨体自尊一路上确认了词体独特的审美价值。三是沟通“比兴”和“沉郁”。作为创作手法,比兴是实现沉郁的手段。作为审美特征,比兴和沉郁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蕴含状态。比兴和沉郁互释,体现了陈廷焯对古典诗词审美本质的深刻认识。

破体与尊体:刘熙载“以诗论词”的价值与局限

刘熙载秉承清代词学尊体的追求,在《艺概》中多处运用“以诗论词”的方法,将诗及诗话引入词论中,其范围涵盖了词作、功能、作品等方面,意在打破诗词界限,使词向诗靠拢。“以诗论词”是刘熙载本人的论词倾向和审美趣味的具体反映,也是清代词体推尊进程的重要环节。

礼制与意味——破体书法当下的意义

本文以破体书法为研究对象,以“环境与个体的关系”为研究视角,力图梳理出破体书法在当下的意义。研究认为,探讨“破体”在书体、文体、字体等语境下的异同,总结出破体书法“变则通”的精神内涵;破体书家平衡于“礼制”与“意味”间,给中国书法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破体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有利于当代书法创作;“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破体书法可以启发传统与当代、环境与个人等诸多有意义的思考。

破体与延续——浅论沈亚之的“骚体”墓志与哀祭文

沈亚之的《沈下贤文集》是中唐传奇作家中较少流传至今的文人别集,他在自己的传奇、墓志铭以及祭文中大量运用“骚体”进行文学“破体”创作,常态化的墓志和哀祭文因此发生显著改变,体现出“契会相参、本采为地”创作原则,呈现出“为真情所动”的创作条件。但相较于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的同类作品,与继承“骚体”传统的“变风、变雅”之本色还有距离。经过文体融合,文体的文学性得到增强,沈亚之的墓志铭打破了文体本身文学性与实用性的平衡,体现出新的“破体”意义。

观颜真卿《裴将军诗》的破体书法

颜真卿创作的《裴将军诗》是“破体书法”的代表作,其独特的破体书法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裴将军诗》歌颂了英勇的裴旻将军,并借诗明志,表达了颜真卿坚定不移的信念与情怀,其中大量运用了破体书法的组合形式,在笔法、结构与章法上独具一格。现研究并介绍《裴将军诗》,总结分析颜真卿《裴将军诗》破体书法的成因,并从笔法、结构与章法上分析破体书法的特征,探讨破体书法的当代传承策略,旨在传承和弘扬破体书法这种传统书法艺术及其彰显的创新精神,以期让破体书法在当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推动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

“破体”:非自觉与自觉的流变及艺术启示

“破体”书法史以王献之为节点,在其之前、之后分别表现为非自觉的“破体”与自觉的“破体”,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破体”与“合体”的内涵分野:前者是文字在追求实用性的演化过程中自然产生的现象,并非基于审美创造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人的感性自觉的对象物,是基于人的审美创造的结果。自字体、书体演化定型之后,一部中国书法史基本就是一部以自觉的“破体”为法的按照美的规律进行书写创造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突破程式藩篱以实现自身变革而适应人的审美表达的历史。自觉的“破体”创造,不可仅仅拘泥于形式花样,唯得意忘象,遗其牝牡骊黄,才能真正抉发隐藏于形式背后的独特精神意蕴,从而恢复与提升“破体”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探寻王献之书风——以破体书和一笔书为例

王献之身为王羲之第七子,书法风格传承了其父亲王羲之的精髓,吸收了矫若惊龙、遒美健秀之美,以及张芝连珠不绝之美,又糅合自身意境,他以自己的笔法、结构和章法等特点,形成了独特的“王献之体”,不拘一格,推陈出新,创作了破体书和一笔书,既是对前人的总结又是对后世新书风的开辟。被后人称为“子为神骏,父得灵和”。在中唐时期,张怀瓘对王献之的书法进行了彻底的平反,认为他的书法与王羲之的书法同属典范,并合称为“二王”,成了后世尊奉的典范。这种独特的书风为当时的书法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后世的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体现了书法艺术的一种发展趋势,即从过于注重形式和规矩,到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创新性的表现。本文将对王献之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发挥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作系统性的梳理。

“破体为文”与别情诗的新突破——以李颀《送陈章甫》为例

先秦时代祭祀道神的祖道仪式是别情诗的早期文化母体,受早期祖道文化的影响,这类诗歌很早就形成了"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抒情模式。唐以前的别情文学,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李颀《送陈章甫》一诗,不仅所抒写的别情突破了"有别必怨"的传统模式,而且借鉴史传和小说"突出特征的片断式人物速写"及重视典型细节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神采,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写法。在唐人同类诗作中别具一格,它在类型文学发展史上也堪称"破体为文"、以小说为诗的典范。

从“破体”到“失范”--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异化问题

本期"散文文体研究"笔谈,邀请到四位分别出生于20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学者参加。四位学者长期关注、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对于散文文体问题卓有心得。孙绍振教授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真情实感"论的"十大漏洞"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范培松教授认为一部散文文体的变革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散文写作中"自我"的蜕变历史;陈剑晖教授将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归纳为内敛性的思维方式、生命的本真呈现、智慧写作和自由心灵四个方面;王兆胜编审认为当前中国散文出现了严重的"失范",迫切需要解决散文的文体异化问题。四篇论文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学术结构、观照视域、审美经验的不同,构成了令人回味和反思的理论对话空间,我们相信这种对话,一定会促发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思和争鸣。

破体与创造性思维──宋代文体学之新诠释

所谓破体,指将其他文体之特质与本色,转介、移植于本位文体之中,迭经移植换元、创意组合,于是促成文体再造、风格生新。如:古文之特色为典实、理道、词达、载道,为事之实用;移以置入贵清空、主风神、尚词婉、崇虚用、陶性情之诗歌中;或以古文章法句法入诗、以议论入诗、以虚词、奇零句入诗,会通化成,则体现为以文为诗。将原本隶属于诗歌之题材、主题、语汇、意象、风格,凭借新奇组合,而体现于词体中,则是以诗为词。辞赋本色如假设问对、铺陈错彩、排比衬映、韵散相间、托物设喻、卒章显志,体现于古文之中,则成以赋为文。凡此,皆突破本色,疏离当行,进行文体间之新奇组合,大抵切合创造性思维之表现。文体学讨论,宋初以来,以辨体和破体为两大主轴。王若虚楬橥"定体则无,大体则有"之说,以调和宋金文体学,可谓言简意赅,能得宋代文体学之大凡。

文词交融的“破体”实践——试论宋代的“引文入词”

"破体"为词是宋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向文寻求借鉴是其基本途径之一。本文在辛弃疾的"以文为词"这个传统的研究焦点之外,探讨宋代大量存在的"引文入词"现象,并尝试从櫽括文为词和写作词序两方面,对宋代"引文入词"的情况做些许展示和解析,以为查漏补缺。

辨体与破体:文体流变视野下的当代影像

辨体与破体是文体学的重要范畴。从辨体的角度考察,电影、电视和网络视频都取得了各擅其长的艺术成就;从破体的角度衡量,融媒背景下已经实现跨界传播,重新整合为影像。这是一对辩证的统一:大体须有,是应辨体;定体则无,故可破体。无论从传播广度、开掘深度还是艺术高度而言,影像都已经成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文艺形式。只有策略性地运用影像文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才能形成长袖善舞的巧实力。

清代词学中的破体、辨体与推尊词体

清代前期,在词体教化、言志功能的支撑下,破体论试图通过让词向诗教回归的方式来提升其地位,但面临着使词沦为“句读不葺之诗"的危险。由词体娱乐功能支撑下的辨体论则想通过对词这种音乐文艺样式自身特质的强调来推尊词体,却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无法真正实现尊体目的。嘉、道以后,词体娱乐功能褪失,常州词派在使词体诗化的同时保留了词体特有的形式特质,并使其为儒家诗教所用,从而使破体论和辨体论实现了理想的结合。词体至此真正获尊,词文学却因此与近代革命思想、白话文学相脱节,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

《史记》三十世家“破体为例”发微

司马迁开创的世家体例,自班固起废除。世家存在时间虽短,但其中的破例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对于管蔡、孔子、陈涉、外戚是否该入世家,可谓聚讼纷纭。研究这一问题需从司马迁著书宗旨、编纂思想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世家中看似有争议的篇章实为作者自有深意的安排,后世需用开阔的视野来看待司马迁在编纂史书方面的创造性贡献。

敦煌残卷《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破体书风评析

法藏敦煌残卷伯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为敦煌写卷破体草书长卷的代表作。其多体相融、各体娴熟,过渡自如、和谐统一的书写经验和艺术成就,对敦煌草书研究和破体书风研究都极有意义,对现当代破体书法创作也有多方启示。

辨体对立角色与破体开拓意义——欧阳修的文体学思想探微

欧阳修的文体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书法文艺理论亦相通交融。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辨体尊体论。欧阳修在宋人"先体制而后工拙"这一辨体思潮中处于对立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与此矛盾的是,许多批评家认为欧阳修的创作是符合"先见文字体式"这一尊体理论的,显示出合体得体现象;其次,破体变体观。虽然欧阳修在破体论中总的来说是提倡变体多于尊体,但也还是以破中有辨和变中有正的辨体通变观为主要特征,即"变而不失其正"。复次,他引领时代风气的文学革新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文体上的变革创新,具体包括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文体为四六以及其他文体的变格变体等。此外,还包括"兼备众体和偏长某体""不喜杜诗和诗体特异"以及"风格不同和文如其人"等文体学理论,极为丰富,在宋代文体学乃至中国古代辨体理论批评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活法”视野下的宋词“破体”现象及其接受

以"法度"和"变化"为核心的"活法"思想集中体现了两宋文人求新求变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宋代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在整体上深刻影响了宋代文学的发展。宋词"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等"破体"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活法"思想在词学领域渗透的结果。宋元词论中蕴含着不少与"活法"暗合的表述;擅长"破体"的词人,大多深受"活法"思想的影响;"破体"为词的具体创作行为高度符合当时文人对"活法"的理解。宋词"破体"行为既提升了宋词的境界,又丰富了宋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胸中之活法"和"纸上之活法"的体现。而宋代文人对"破体"现象接受态度的转变,则体现了"活法"对宋代词学思想的浸润过程。

论韩柳古文创作中的“破体为文”现象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古代实用散文向现代文学散文转变的革新运动。韩柳古文创作是对传统实用散文固定体式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其以“诗”为文、以“传奇小说”为文、以“寓言为文”,使古代实录简朴的散文发展成为真正的文学散文。

破体为文与“活法”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明显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辨体和破体。与“谨严体制”的辨体不同,破体主张打破各种文体界限,在各类文体的相互融合中进行创作。破体的形成与作者为特定语境需要而临时采取的种种特殊的修辞策略有关。本文认为,破体为文所遵循的是一种用法而又超法、有法而又无定法的修辞原则,该原则与唐宋时代兴起的“活法”具有一种深层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