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鉴定人出庭制度研究——以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为视角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三款设立了鉴定人出庭制度,目的在于推进庭审的实质化运行。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具有跨地区、危害重大、专业性强、易受地方保护等特点,办理难度较大,而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解释论证正是保障证据材料和案件真实有效的关键环节。但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和现实情况下,鉴定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而应从立法和司法实务方面逐步探索完善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鉴定人出庭制度,进而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实证研究——基于496个判例的研究分析

通过对496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的统计分析表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的西南地区;行为主体多为农民和无业人员,文化程度主要是初中以下;犯罪动机大多是通过贩卖谋利,犯罪行为形态多样;一审生效判决较多,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比例较小;大多刑罚相对较轻,缓刑适用较多,各地罚金幅度差异较大。鉴于此,本文认为:侵害两种以上不同野生动物且难以确定数量的情况下,可通过"量比方法"进行数量认定;主观方面可通过推定来认定"明知";走私珍贵动物骨架行为一般被认定为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有可能同时触犯走私文物罪;非法狩猎罪可能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盗窃罪构成想象竞合。

《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修改建议(一)

自《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0〕36号”)于2000年12月11日施行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先后历经了多次修正和修订。其中,2002年的《刑法修正案(四)》,对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和第三百四十五条进行了较大修正;2019年修订的《森林法》对林木采伐、运输、经营等诸多制度也作了诸多修改。

《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修改建议(二)

第九条将国家、集体、他人所有并已经伐倒的树木窃为己有,以及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二)修改之处及理由增加“偷砍、采挖移植非林地上的林木”的表述,扩大盗窃罪的适用情形。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采伐非林地上的林木,只是侵犯林木所有权,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应当认定为盗窃。而采伐林地上的林木,不仅侵犯林木所有权,而且侵犯采伐管理制度,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应当认定为盗伐林木罪。

刑事一体化理念下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治理路径探析——以H区检察院办理案件为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社会民生的时代焦点,紧紧牵动社会公众的神经。在目前生态环境保护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形下,通过对H区检察院近四年办理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的调研分析,总结出该类案件的特征和成因,从而提出刑事一体化应对策略,以期对预防、惩治该类犯罪提供有益的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0年6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1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6月22日起施行。 二○○○年六月十九日 为依法惩处破坏土地资源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

生态修复刑事司法判决样态实证分析——以清水江流域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司法惩治为例

生态修复是环境资源犯罪实现恢复性司法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西南地区的清水江流域环境资源犯罪生态修复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犯罪数量总体增长、类型相对集中,司法修复措施种类众多以及刑事处罚轻缓等特征。生态修复司法样态主要包括“从轻处罚”“判决命令”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三种,在优势发挥的同时,亦面临法律性质不统一、适用范围不清晰、责任大小不合理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由于生态修复从恢复性司法理念出发,契合生态环境修复和维持的内在需求并有助于积极预防环境资源犯罪。因此,明确生态修复措施适用范围、确立合理修复责任并构建多重监督模式,坚持行为责任与经济责任并重,必将有助于清水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2号)

为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

最高法院出台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量刑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l2月19日发布了《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范人民法院审理破坏林地资源犯罪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相关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8号)

为依法惩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保护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用林地用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造成林地“毁坏”:(一)在林地上实施建窑、建坟、建房、修路、硬化等工程建设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处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 木”,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行为“情节严重”: (一)非法采伐珍贵树木二株以上或者毁坏珍贵树木致使珍贵树木死亡三株以上的; (二)非法采伐珍贵树木二立方米以上的;

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的侦查

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及其立法起步较晚,从侦查学角度研究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并不多见。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同其他刑事案件相比较,其社会危害性,作案的动机、目的、方法、手段等诸多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此类案件涉及十余个罪名,发案往往是因为群众举报,其立案的依据必须看其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危害结果和危害程度。在侦查过程中,要特别重视相关证据的采集,要加强各种侦查措施、手段的综合运用。

从贵州两起涉林刑事案件思考新时期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创新

2014年11月22日,贵州省贵阳市森林公安局长坡岭森林派出所在履行日常巡查任务过程中,查获一车无任何手续的木材。经询问,违法嫌疑人交代了与其同伙多次在贵阳、黔南地区盗伐木材的违法犯罪行为。案情的发展引起了贵州省森林公安局的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力量,成立专案组,对该案进行深度侦查。在地方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下,2015年2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0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3年5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7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6月3日起施行。

恢复性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适用中的局限与补强——以京冀晋豫四地158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文书为样本

现实之困:环境刑事司法中恢复性措施适用现状检视,生态环境修复现已成为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主导性救济方式。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二条新增环境修复制度,自此环境修复成为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环境资源审判中探索建立环境修复制度,并提出树立修复为主的现代环境资源司法理念,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环境司法审判的根本性价值取向。

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破坏和污染现状分析

对我国煤炭资源开采对环境破坏和污染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改善矿区环境的对策和措施，从而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煤炭资源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环境效应的总体信息，对我国西部的矿产资源开发具有很好的警戒作用，对防范和减少由矿产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比较研究

作为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一种类型,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反映了立法者对环境资源保护的重视程度,以及所采取的刑法抗制措施的强度。环境犯罪所带来的诸多理论问题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而较为全面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对于在理论乃至实践中寻找突破提供了基本前提。从各国立法例的比较,可以反观我国现行立法的得失,并由此在立法模式、罪状设计等方面确立更为合理、有效的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3年5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7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6月3日起施行。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构成特征探究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是新《刑法》增设的一类犯罪。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制度。其客观方面不仅包括举动犯、结果犯, 而且还应当包括危险犯这一新的犯罪形态。就因果关系而言,笔者不赞成对本类犯罪的认定采取有罪推定的方法,而赞成采取国外的“流行病学”的证明方法,即“根据流行病学的方法去认识某种物质所造成的某种危害的必然性,再加上动物实验数据,并备有其他必然性的补充资料,就可以充分断定因果关系了”。关于本类犯罪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家也可以成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在主观罪过方面,笔者不主张在我国对于此类犯罪引进无过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