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层抽样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的应用——以象牙制品为例

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分层抽样取证能够解决物证数量巨大的证明困难。为将该方法应用到具体的案件取证中,阐述了分层抽样取证的基本思路,然后以具体案例中涉及的象牙制品的分层抽样取证方法为例,开展该取证方法的案例研究。最后指出抽样取证的结果应表述为一定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建议在量罪定刑时考虑使用置信区间的下限。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的抽样取证研究

近年来野生动物资源案件数量呈增长的趋势。在该类案件中存在由于物证数量巨大导致的难以证明的困难,抽样取证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一难题。为保证抽样证据的科学、准确,抽样取证时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在该类案件中一般可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和序贯抽样的方法。抽样取证获得的证据具有一定的误差,应使用置信水平和置信区间对其表述,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可考虑使用置信区间的下限。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罪名适用探讨——以野生中华蟾蜍的非法交易为例

办案中发现,目前部分危害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已经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犯罪网络。在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制度确立后,为斩断利益链条,应对非法猎捕、运输、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并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目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用途、行为对动物资源的危害程度、在犯罪链条中的作用等方面适用恰当的罪名。尤其对分散收购者,不能对其上游作机械地理解,应结合交易中食用和药用的双重价值进行全面评价。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举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的通知(津政办规〔2024〕2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举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2024年1月5日天津市举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鼓励举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生态安全.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实证研究——基于496个判例的研究分析

通过对496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的统计分析表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的西南地区;行为主体多为农民和无业人员,文化程度主要是初中以下;犯罪动机大多是通过贩卖谋利,犯罪行为形态多样;一审生效判决较多,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比例较小;大多刑罚相对较轻,缓刑适用较多,各地罚金幅度差异较大。鉴于此,本文认为:侵害两种以上不同野生动物且难以确定数量的情况下,可通过"量比方法"进行数量认定;主观方面可通过推定来认定"明知";走私珍贵动物骨架行为一般被认定为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有可能同时触犯走私文物罪;非法狩猎罪可能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盗窃罪构成想象竞合。

西藏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新问题研究——以阿里地区改则县为例

近年来,西藏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追求经济利益仍是该类犯罪的主要诱因,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与民事纠纷的联系愈发密切;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随着经验积累逐渐增强,特别是幕后指使者往往很难抓获;藏羚羊是盗猎分子的主要目标,针对藏野驴的犯罪行为也呈上升态势;以刑事打击为主要手段的扼制策略很难根除该类犯罪,而预防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开始显现出较为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的立法思考

动物资源是我国环境资源保护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大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力度,我国刑法设立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但我国刑法对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规定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实证研究及刑法保护体系建构

应当重新认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要性,重新检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工作在刑事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作为研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有效样本,参照全国法院审理的一系列热点、难点案件,可以对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的特点进行精准分析。以此为基础,全面梳理司法实践中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审理中面临的刑法适用难题、刑法和司法解释缺陷,从而提出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野生动物刑法保护体系的思路。

论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价值基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取了以“经济价值”为主的入罪标准,同时规定了与“生态价值”相关的出罪条款。在环境犯罪中,由于价值目标是保护生态环境,该入罪标准是否具有合理性,尚需厘清“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所指向的价值诉求。考虑到“生态价值”的本质是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而非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无论是“人类中心论”还是“自然中心论”,都面临来自生态价值理念的根本质疑。同时,由于评估主体的差异化、评估对象的模糊性以及评估标准的多元化,“生态价值”在评估机制上存在复杂性。将“经济价值”纳入刑法评价的范围,能够克服生态价值评估机制的不足,但尚不足以评价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仍需考察“生态价值”这一环境犯罪的基本价值取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2号)

为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

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文章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概念和范围入手,介绍了我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 罪的立法沿革,重新界定了我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客体,并提出了一些完善意见。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几种非法行为的认定

随着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规定的出台，无论立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的罪名涉及犯罪对象范围的认定已不是问题，而在该类犯罪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定过程中，非法行为的认定则成为关键因素。

中俄两国刑法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之比较

中俄两国刑法均有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规定,但各具特色。对两国有关这方面的犯罪进行比较,有利于两国刑事法制取长补短,互以借鉴。从这一思想出发,本文对中俄两国刑法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规定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困境与突破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条款,对以食用为目的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是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仍不完善,存在野生动物保护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行为亟需刑法规制、刑罚规制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滥食野生动物的相关罪名有待补充等问题。为建立健全体系完备、系统协调的野生动物刑法保护体系,进一步维护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现阶段需要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适度扩大化、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相关罪名明确化、破坏野生动物犯罪刑罚体系规范化、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入刑化等方面加以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津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第二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收购”,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出售”。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法益考量与重构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双层法益,即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二者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野生动物管理秩序是阻挡层法益,人类中心法益论、生态中心法益论以及二元折中法益论都是在西方“主客二元”思维范式下二元利益法益观的框架内对阻挡层法益作循环解释,导致司法实践中面临人类利益与该类犯罪核心法益抵牾时利益衡量失灵之情况频发。因此,提倡与发展基于中华传统生态环境法文化基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下形成的一体关系法益观,在此基础上结合双层法益结构塑造双层秩序法益论,主张背后层法益是生态秩序即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生关系,能克服既有学说在解释论上的缺陷,指导规范适用,规避利益衡量失灵。

台湾的野生动物资源受到很大破坏

我们祖国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宜人,自然环境优美,各种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近年来,由于台湾当局没有很好注意环境保护,生态失去平衡,致使野生动物资源受到破坏,许多珍贵野生动物正面临逐渐灭绝! 据台湾报纸报道,现在台湾低海拔地区(0—1000米),因工业大量用地,都市建设无计划,已使原来的自然环境弄得面目全非;中海拔地区(1000米—2600米),因乱砍滥伐森林,滥垦山坡地,种植单一林木,变原本繁杂的生物环境单纯化,使得野生动物的数量大减;高海拔地区也不例外。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应该扩大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范围;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纳入其中;增设"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点食、购买、出售野生动物菜肴罪",以期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