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破恶声论》所受章太炎《四惑论》影响略述

《破恶声论》刊发于1908年12月5日《河南》月刊第8期，是鲁迅留日时期创作的最后一篇文章。《四惑论》是章太炎主笔《民报》期间所写的文章，发表于1908年7月10日《民报》第22号。对读《四惑论》与《破恶声论》，可以略窥章太炎对早期鲁迅的影响。

特立独行的深层思考——《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解读

1907年前后，身在日本的鲁迅发表了几篇文言论文。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为《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篇章。尽管《破恶声论》没有最终完成，但这些篇章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也是鲁迅早期思想的集中表达，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鲁迅早期思想的核心层面。然而，人们对这些篇章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尤其对其中“排众数”，批评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等主张，人们似乎更难以给出一个比较完满的解读。本文试图从对现代性反思的层面切入，为解读这些篇章提供一个新的尝试。

鲁迅早期思想之一斑──释《破恶声论》

鲁迅早期思想之一斑──释《破恶声论》吴二持收入《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的《破恶声论》，是体现鲁迅早期文化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它最初发表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５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第８期，署名“迅行”。由于散佚，１９３８年许广平编定《集外集拾...

论古汉语形式对鲁迅现代思想的归化——以早期论文《破恶声论》为例

《破恶声论》是鲁迅留日时期写作的一篇重要思想文化论文,学界普遍认识到了其"反现代"的现代特质,但对其古文形式与思想质素之间的张力缺少必要的注意。利用现代语言哲学,可以对这种现象进行新的观照:在鲁迅的文本中,具有关键词性质的古汉语术语和概念与古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归化"了文章的新思想;而古汉语话语方式对文章思想造成的消解、歧变和讹误,也导致了《破恶声论》并非真正意义的现代性文本。

从《破恶声论》看鲁迅早期的民俗观

《破恶声论》是鲁迅早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里面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思想。本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宗教、庙会和神话三个方面来解读《破恶声论》中鲁迅早期的民俗思想。分析表明:鲁迅早期对宗教、庙会和神话等信仰方式的起源、局限、社会作用,对中西信仰的平等地位以及对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今天从民俗学的视角来重读《破恶声论》不仅对民俗学研究,而且对国家的宗教政策、民间信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呐喊”到《呐喊》:论“破恶声”之鲁迅文学的发生

鲁迅之呐喊始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未完之《破恶声论》昭示了后来鲁迅文学的本质,即破恶声,白心声,光内曜。北京沉默期的荒原感绵延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不在于彼时的中国寂漠无声,而在于言议泌涌、扰有声,世界因之更显荒�。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是鲁迅以虚构文学形式践行文艺理想的肇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作品可分出黑暗与内曜两种境界,亦可辨听恶声、心声两种声音。正如《域外小说集》是《新生》的乙编,《呐喊》可视为《破恶声论》之下篇。思想者周树人呐喊于东京的文艺行动,文学家鲁迅以新文学实绩《呐喊》呼应于北京。“呐喊”终于证之以《呐喊》,鲁迅第一次实现了思想与文学的交汇。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我读《破恶声论》(上)——2022秋西川读书会纪实

主持人李怡引言:关于《破恶声论》,多年来学界已经有了不少的解读,从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到中国学者乐黛云、汪晖、高远东、汪卫东等,这都是我们今天可以参考的文献。我看大家手头准备的论文中,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是最多的,说明这篇文章是你们重要的参考。的确,最近10多年学界已经有了不少讨论,汪晖的论文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我读《破恶声论》(下)——2022秋西川读书会纪实

李怡:《破恶声论》这个“破”很让人联想。这个词它本质上是非常中国化的,诞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跟今天我们说“揭发批判”是一回事吗?我觉得可能你的感受是很好的,但我觉得可能还不完全是这样。咱们举个例子。比如佛家用了这个词,是指用伟大的佛法去祛除魔障,是为“破”。这启发我们,在我们固有的语义中,“破”可能还不是一般意义的批判,“破”实际上是一种迷障的消除。而迷障则是让我们的智力实际上处于丧失自我的状态,或者说叫迷失本性了。它被另外一种思维所代替了,是某种氛围让你迷失了本性。“破”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打破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这样一个氛围对你的那种遮蔽,人的真正的智慧不能被遮蔽,这就是破。

众声渐恶须横眉 立心为本不辞艰——浅论鲁迅《破恶声论》中“心”的思考

初涉鲁迅的《破恶声论》时,便即刻被其洋洋洒洒的文字,纵横捭阖的笔法,气贯长虹的磁场镇住了。想我即连他的白话杂文尚且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何况这篇以早期文言为载体的经典力作!然而,抓耳挠腮,茶饭不思之余,却也欲退还进,知难而上,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畏也好。

人立然后文化立——兼读《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

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前不久,参加北京文联研究部与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研讨会,与会者的发言启发我想到一些问题,写出来与大家探讨。关于鲁迅精神,大家谈的最多的一点,

《破恶声论》所见清末诸议论考

《破恶声论》是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期所作的最后一篇论文,1908年12月发表于《河南》第8期。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反驳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思潮即所谓"恶声",不过,鲁迅并未写完就回国了,之后也没有续写,因此是一篇未完成的文章。然而,由于涉及政治改革、现代科学、文学主张、思想信仰等多个方面的重要议题,这篇文章在鲁迅早年思想历程中具有总结性的意义.

清末科学主义与鲁迅的突破--对鲁迅早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主张的历史考察

自1898年进入南京的新式学堂,至1906年从仙台医专退学,鲁迅近十年的主业均密切围绕现代科学。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倡导科学救国并呼吁破除“迷信”,但从《科学史教篇》开始,他的思路发生了明显转变,并最终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首先回顾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他指出科学应当以探求自然界真理为目的,而清末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同时,鲁迅也将西方科学史内在的认识论问题引入了清末知识界,他接受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华惠尔、赫胥黎以及丁达尔的启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并依据人性的整体立场建立了批判视野。鲁迅由此形成的科学观深刻区别于清末科学主义者。在《破恶声论》中,他尤其重点反驳了《续无鬼论》与《无鬼说》中破除“迷信”的说法,鲁迅强调科学的边界并赞美“迷信”内在的道德及美学意蕴。从破除“迷信”到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种变化清晰显示出鲁迅早年科学观走向成熟的轨迹。

“不健康”的秩序调整方式——“恶声”一解

鲁迅虽然把中国前进的希望寄托在了“异邦”的“新声”,却又对此充满怀疑。《破恶声论》开篇提到各种学说争相竞逐,败坏了世道人心。这既是实写,又是一种想象。“新声”中包藏“恶声”,当人们都争先恐后拥抱新事物的时候,鲁迅却因为多了这一层想象而变得更加谨慎。对“伪”士之“伪”、“恶”声之“恶”的究根溯源的工作,要从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入手,并且进一步从以这两种话语结构为符号支撑的两种不同的秩序入手进行探讨,而不是把“伪”和“恶”坐实。

鲁迅留日时期的文明观--以《文化偏至论》为中心

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曾经大量使用＂文明＂一词,对于青年鲁迅来说＂文明＂是一个词汇也是一种观念。这一事实已经被中日两国学者注意到。1983年,日本的鲁迅研究家伊藤虎丸（1927—2003）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精辟地指出：撰写《摩罗诗力说》时期的鲁迅＂自己也想当一名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文明批评家,

“感动”的启蒙——早期鲁迅文艺思想起源的内面构造及历史意义

以鲁迅研究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研究,亟待突破近30年的诸种范式,构建一种历史中的'人—文'学解释路径,以关注文学内面的方式丰富对历史的理解,而非成为历史学的注脚。1908年,早期鲁迅发表的五篇古文,在以往'语言中心主义'的主流论述之外,实际隐现了别种'艺文'经验的内在视野。鲁迅通过对历史、科学、诗歌、文化与政治诸领域的广泛讨论,批判了崇古与蔑古、自大与自轻等各种表面对立的乱象,提出'遏末流而生感动'的观点,以'感动'作为自我文学经验内面构造的认识论装置。'感动'而非'语言''进化',才是鲁迅文学及其历史主体性的核心。鲁迅的'心声'有着'物色'与'返顾'两种古典诗学的历史起源,'新声'并非源于'异邦',而是'感动'于'怀古'。早期鲁迅并非限于'进化论'的思想启蒙者,而是一位深执'感动论'的生命启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