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寻找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由进化论背景到唯物史观视域,这一争论的演进逐步深化。中国共产党人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过程中经过了长期努力,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的贡献尤为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目标的确立、“文化生命体”的现代文明观的确立和通过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形成人类文明共识体等方面,为彻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的理论条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第二个结合”是“古今中西之争”的真正破解——基于三次思想解放的视角

在文明自身代际更迭以及不同文明的交往中,产生了“古今中西之争”。近代以来曾有两次“古今中西之争”的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此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在“古与今”“中与西”两对矛盾中,“中与西”即中国与西方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古今中西之争”呈现为“东西文化的论战”,核心是“文化之争”;第二次是改革开放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使争论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古与今”,即现代与传统的矛盾,重点是探讨“传统”的价值。“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融通了“古今中西”之学,实现从“古今之争”到“古今一义”、“中西之争”到“中西一体”的超越,是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真正破解。

试论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破解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

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涉及在文化建设中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由“古”变“今”,以及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角色和地位问题。这是近代以来各历史时期文化建设的焦点问题,也是必答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应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破解“古今之争”,以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破解“中西之争”,以“第二个结合”超越“体用之辨”,以守正创新的文化观承担新的文化使命,从而全方位破解文化建设中的“古今中西之争”,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时代解答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一重要论述是在不断坚持“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聚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时代解答,是在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思想进程中“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文明硕果。

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

古今中西之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二维架构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古今之争、中西之辩两个维度。“中国式”主要回答了这一“现代化”何以是中国的、为何不是西方的,有力回应了中西之争;“现代化”主要回答了这一“中国式”何以是现代的、为何不是古代的,有力回应了古今之争。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不断深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创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底、以中国共产党为统领、以人民群众为依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

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该问题在文化领域集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冯契的"智慧说"是在哲学层面上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创造性成果。在"智慧说"体系中,"中国向何处去"不仅构成了哲学思考的背景,而且它本身就是具有哲学内涵的问题。冯契建构的"智慧说",既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也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冯契"有根"的价值论,不仅回答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经济问题,而且以独特的哲学体系,参与了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从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到后来的哲学书写,特别是晚年的体系建构,体现了其对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和自由人格的追求;就思想脉络和学术传统看,冯契与其师金岳霖之间是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关系。在总结"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上会通和融入世界哲学,是冯契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期望,相应地,在近二十年来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对冯契思想的研究也应该进一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古今中西之争的哲学求解——论一个哲学传统的养成

如果从冯契先生1985年发表《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1)开始算起,那么最终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2)中得到确立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近代哲学史研究范式,其提出迄今已整整三十五年了。如今回望,古今中西之争已经超出了狭义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范式,成为我们观察整个近代以来中西政治、社会、文化论证的核心范式,而其作为一种解释框架的辐射力和规范力量已经使得我们可以从中凝练和养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哲学研究传统。

再思“古今中西之争”

甘阳的《古今中西之争》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对文化问题的深刻思考。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可以说是在面对新问题时迈出的崭新一步，也可以说是深化改革开放进程的老一步。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当年文化问题大讨论当中的不彻底之处，重新认识甘阳这篇文章的意义。

儒家公私一德与家国一体的形而上学基础——从中西之争而非古今之变的角度看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中国古代的礼乐政刑秩序源自天道性理之善、具有先验性,由性理而孝悌修身则有性德,即可执行礼乐政刑秩序而治国平天下,由此公私一德、家国一体;西方现代的法律法规源自理性自由平等下的后天人为契约,“信仰自由”“道德中立”带来的是公私分离、家国分域,公共部分以维护生命财产权为主、与道德之善无关,私德自由由此也更容易陷入欲望的放纵与道德的危机。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中国古代更强调治理者自身的学以成德以及由此对制度的灵活运用,但更多的自主权也给了徇情枉法以可乘之机;西方现代更强调规则自身的繁密与制衡,限制了徇情枉法的同时,也限制了规则运用中的人为权变性(以及对治理者自身的相关要求与培养),而限制的盲点处,依旧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可能。

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近代中国宪政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中国近现代宪政转型史犹如一片茂密的森林,本文仅仅着眼于其间的一根枝节,即时人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中西之争;于此,古今之争如何作为一种解决时症的药方浮出历史的浩瀚水面;两条本不相干的路径,如何在宪政之镜像、理念、制度等三个层面发生奇异的汇合,并可能生成一种值得发扬的政治经验乃至传统,以及它对今日中国的宪政建设具有什么启示意义。作者不奢求全部回答这些问题,而在于将问题敞开,呈现思想之张力,同时将答案留给未来。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融通与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之道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将古今中外的文明融会贯通起来,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时代答案。中国共产党辩证把握“根”与“魂”的有机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也使中华文明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厚滋养,有效破解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体用之争;辩证把握“古”与“今”的融会贯通,在创造性转化中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在创新性发展中创造现代文明的超越形态,有效破解了中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古今对峙;辩证把握“中”与“外”的交流互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有效破解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优劣之分。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根基于中华文明,来自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激活再造。“第二个结合”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视野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路径。作为古老文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创造出的现代化新的共同特征的高度总结,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突破,具有从中国实践中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文明理论的伟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科学产物。

中国式现代化与“综合创新”文化观

自从近代中西文化相遇并发生剧烈碰撞与交融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或焦点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为此,中国思想家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方案,历史上形成和现实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中体西用论”“综合创新论”“中国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古今论”“西体中用论”“河东河西论”“中国模式论”等。在这些方案中,“综合创新论”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文化实践上都更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综合创新”文化观自20世纪30年代被提出以来不断传承发展,经历了张申府、张岱年的“三流合一”论,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以及第三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综合创新”文化观具有无可置疑的当代价值,它也应该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时代主题而得到提升和发展。

“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价值、逻辑与实践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既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时代条件和实践基础,又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内在逻辑,就在于它坚定了文化自信,筑牢了道路根基,巩固了文化主体性,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加速了文明更新,打开了面向未来的创新空间。从彼此契合、守正创新、开放包容、明体达用、互相成就等维度分析发现,“第二个结合”可以推进实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初步形成、演变形态与有效破解

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在思想领域引发了“古今中西之争”,“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各个具体阶段,“古今中西”的争论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各有特点和侧重点。从“新文化运动”到“新的文化使命”,从民族危亡到民族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共同塑造了“古今中西之争”的新样态,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有效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古今中西”的漫长争论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的光辉历程,是现代转型所具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在思想层面的反映,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百余年正道沧桑的生动写照。

变革社会中的法律与人:吴虞家事争讼

20世纪初,四川知识人吴虞与其父吴兴杰的家庭纠纷引发了法庭争讼,清末审判庭在审判时以礼教为出发点,不严格遵照法律条文,社会对吴虞之挞伐亦依据礼教,这让吴虞极为不满。民国成立后,法律和社会观念改变,新的裁判结果依据法律作出,但吴兴杰不断申诉。“旧人”吴兴杰坚守着中国传统的礼教和宗法观念,但“新人”吴虞接受了新思想,受过西方法政教育,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有巨大差异,对法律的理解亦完全不同,所以父子争讼得不到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吴虞家事争讼案体现了清末民初变革社会中法律与礼教的冲突、“旧人”与“新人”的冲突,其内在原因是近代中国法律和社会转型都面临“古今中西之争”的难题。

中国共产党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连遭失败,陷入全面文明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思想政治之中心问题,“古今中西之争”因此而起。运用世界体系理论,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根本历史任务为尺度,可以论定三个历史时期古今中西之争的得失。相比于沉溺在观念之争的各派,中国共产党基于以实践为中心的唯物辩证法,准确认识现代中国之处境、问题及其症结,展开革命、发展实践,创造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实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

“第二个结合”与“古今中西之争”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进程中,文明自身的更新迭代决定了其必然会面临如何处理当代与前代的关系问题,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决定了其必然会面临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在这种文明体自身代际之间以及不同文明体之间碰撞、调适过程中,“古今中西之争”逐渐萌芽、发展并成为推动理论与实践前进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