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时期诗论《补闲集》与《破闲集》比较

高丽时期是朝鲜古代汉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朝鲜诗话也出现于此时。这里重点研究高丽时期的诗话集《补闲集》,将之与《破闲集》进行比较,从中窥探朝鲜古代诗学思想的早期构建。分析发现《补闲集》中收录的作家和诗作在数量上远多于《破闲集》,所反映的文学批评观点也更加客观和系统,同时在欧阳修《归田录》的影响下添加了"笑谈"和"国史补"要素,兼具文学意义和史料价值,是一部接受并融合了本国传统和外国文学的著作。

李仁老《破闲集》佛禅蕴涵探析

李仁老一生文学创作体裁多样,内容丰富,作品数量众多。由于时代和自身经历的原因,其诗话《破闲集》多叙与僧侣交往和佛门之事,所记之景不仅有清幽静寂的禅境且借此生发的尘外之想,又有恬淡安适之境。作者借回首往事抒发对时光流逝、人生如梦的感慨。

從《破閑集》看朝鮮高麗朝中後期的文學生態

《破閑集》作爲朝鮮首部'詩話',歷來是詩話研究的重點。目前中外學界對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與中國詩話的淵源和比較,以及自身詩學體系、審美特徵與影響上。然而《破閑集》不僅是研究朝鮮古代文論的重要資料,也是李仁老對其所處時代社會狀況和自然環境的真實記録,有補史之效,具有明顯的史傳叙事傳統,其目的是使當時文壇的詩歌、詩事、趣聞、文人的言行得以保存~①。所記録的詩人以高麗朝中後期爲主。

从民族文学自觉意识视角看《破闲集》对徐居正的影响

李仁老所著《破闲集》是具有民族文学自觉意识的韩国诗话开山之作,对徐居正遴选《东文选》和撰写《东人诗话》产生深远影响,在韩国古代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韩国诗话《补闲集》对《破闲集》的承继与创新

李仁老《破闲集》拉开了高丽诗话的序幕。四十年后,崔滋创作了《补闲集》。《补闲集》在传承《破闲集》的基础上拓宽文本创作体制、详论诗歌表现方法,并创造性地阐释了诗歌本质、创作过程以及评诗标准。《补闲集》在《破闲集》基础上增补了国史、完善了诗学理论,对韩国文学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朝文论关系比较

由于地理上和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中朝两国之间存在长期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关系。中朝文学交流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两国文人的往来、留学生的求学活动、僧侣的渡海求法等过程中发生的文学传接授受关系,以及文学典籍的流通、文论的研传、艺术的传播、科举制的传借等因素对两国文学关系发展上的作用等等。

高丽诗话中的东人意识

高丽末期,以＂东人＂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兴起。受此时代思潮之影响,当时的诗话中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丽末诗话家通过对＂北学＂与＂西学＂的辨析,确立了本国文化在文明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并通过夸耀国土神圣性来抬高本国的地位。面对中国这一强大的＂他者＂,丽末诗话家论证了本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系出同源,进而宣称＂我国文物,侔于中华＂,认为本国文化足以比侔于中国。同时,还提出了＂天下一家,翰墨同文＂的文学思想,强调本国文学的伟大成就。丽末诗话中表现出的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朝、日首部诗话的隐逸观差异——以“评陶”视角为中心

《破闲集》与《济北诗语》分别是朝、日历史上首部诗话,两者的隐逸观存在一定差异。《破闲集》体现了“尚隐”倾向,主要表现为“慕陶”情结及对本土隐士之诗的推崇。《济北诗话》则以“傲吏”为核心,通过“贬陶”,侧面体现作者对隐逸行为的不赞同。这种差异的出现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社会背景有异,同处乱世的共情使李仁老对以陶渊明为首的隐士群体更具同理心,而地理环境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则导致虎关师炼在解读陶诗时缺少文化弹性;其二由于作者思想有异,李仁老受到儒家隐逸思想的影响,将隐逸看作躲避黑暗现实的手段,虎关师炼则强调贤臣的价值,追求“学道忧世、匡君救民”的诗言志精神,同时因世俗权力对五山僧侣的桎梏,虎关师炼对以陶渊明为首的隐逸行为的贬斥也出于对天皇和幕府双重政治因素的考量。

韩国古代诗话中词论资料

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文脉相通。韩国古代诗话起源于高丽中叶,李仁老的《破闲集》导其源、李奎报《白云小说》、崔滋《补闲集》与李齐贤的《栎翁稗说》踵其后。‘韩国古代诗话",指的是从高丽中叶迄近世朝鲜(十三世纪—十九世纪)的诗话,今存者有一百一十余种。在韩国古代汉文学中,词的创作与诗歌相比,可以说是十分寂寥,因此,韩国古代诗话关于词的议论也极为少见,且多本于中国历代的论词之语。今将韩国古代诗话中的词论资料辑出,对于我们了解词这种文学样式在韩国的传播、以及韩国对词体的认识应该有一定的意义。为保留文本原貌,辑录文字未作校讎,除罕见异体字改为通体外。

朝、日首部诗话对杜甫诗学思想的接受差异及成因

随着宋诗学在朝、日两国的传播与发展,域外文坛风气发生变化,由宗白之风向杜甫倾斜。作为两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话学著作,《破闲集》接受了杜诗尚炼琢与无迹用事的特点,追求“了无斧凿之痕”的精妙诗法观;《济北诗话》则沿袭了杜甫诗思、格律并举的整体美学观,在此基础上探讨“尽美尽善”的标准,同时以“活法”评鉴杜甫诗文。比较而言,两者虽皆从杜诗中汲取了养分,但李仁老兼具史官精神,从后世学诗者的立场总结归纳杜甫诗法,而虎关师炼则以域外批评家的视角创作了一部面向唐宋诗人的他国诗话,这种差别不仅因创作视野有异之故,同时与两者所秉持的作家论及地域、时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