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量刑指南》之于美国确定刑改革

19世纪7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量刑制度实行不定期刑,法官及假释委员会拥有极大自由裁量权,刑罚裁量差异悬殊。为了减少量刑差异及犯罪,国会牵头发起了确定刑改革,《联邦量刑指南》是确定刑改革的重要举措。2005年Booker案后,指南的效力从刚性转为柔性。指南未遂减少量刑差异及犯罪之初衷,却带来了诸多负面后果。刚性指南破产有其必然性,源于内忧外患双重危机。于内,指南缺乏优良规范之品质,于外,立法、行政、司法分权失衡激起积极主义司法之反戈。但指南部分表达了量刑实践理性,柔性指南仍有存在的价值。

完善认罪认罚案件中确定刑量刑建议合理性之措施——以重新审视该量刑建议性质为基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具有丰富内涵,其不只是控辩之"合意"及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更是一种量刑活动结果之体现,取代了法官部分量刑自由裁量权。故为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应参照德国的刑事处罚令程序,允许法官介入到控辩协商过程,提高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同时应强调诉讼各方当事人之有效参与,完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确保检察机关能够充分接触各种量刑信息。此外应完善量刑指导意见、保障量刑建议生成过程的程序正当性,以期从多角度规范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提高其精准量刑的能力。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及其效力

对立法机关、最高法和最高检的主张与解释进行研习后发现:中国有关规定正在朝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要确定刑这一方向发展。其背后的动因及制约因素主要有:为了使被追诉人在签署具结书时对将要处以的刑罚有合理预期,作为激励机制,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助于增强这一预期;控辩双方协商一致后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属于带有司法公信力的承诺,确定刑的量刑建议有利于兑现这一承诺。审判机关是否采纳确定刑之量刑建议,关乎该制度能否被真正落实,规定所强调的认罪认罚案件中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效力为“一般应当采纳”,即以采纳为原则,以不采纳为例外。该确定刑量刑建议包含了控辩双方的协商合意,这一效力体现了裁判权对诉权的尊重,而非检察机关之求刑权对审判机关之刑罚裁量权的干预。

相对合理主义:对检察院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的思考

检察院享有提出量刑建议权制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共生基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规定。然而为更好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①所规定的检察院应当提出量刑建议被限缩成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与201条②法院一般应当采纳确定刑量刑建议,此种立法表达范式一定程度上造成检察院行使"求刑权"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裁判权"的冲突。本文通过对试点法院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采用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视角审视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制度,即从法理基础、法律规范基础和司法改革实践需要层面对检察院进行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的正当性进行确认的前提下,应然探讨确定刑量刑建议成就的主体参与、制度配套和效力保障条件,并对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可能产生的"疑罪从轻重新抬头""司法裁判提前形成""法庭审理变成法庭说服"制度异化进行检讨,以希望实现制度实施的不断优化。

确定刑量刑建议中锚定效应问题研究

确定刑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的体现,如何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使每一位检察官面临着考验。心理学研究中的锚定效应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因为锚定效应是普遍存在于不确定情境当中,而确定刑量刑建议是一种典型的不确定情境。因此,从锚定效应的视角探析确定刑量刑建议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这使得我们在了解锚定效应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控制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偏差。

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可能性证成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实施,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提出的量刑建议以确定刑为主、幅度刑为辅。量刑协商制度为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提供了制度保障,法院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为其提供参考并发挥倒逼作用,检察机关的主导责任是实现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关键因素。目前,确定刑量刑建议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亟需优化量刑协商制度、加强检法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强化检察机关对确定刑量刑建议的主导责任,以进一步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全面落实。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方式之重构——从确定刑为主向幅度刑为主转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和广泛实践,量刑建议方式也逐渐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根据《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33条之规定,“确定刑为原则、幅度刑为例外”的量刑建议方式容易导致法院和检察院的失衡,量刑建议方式应该转换为“幅度刑为原则,确定刑为例外”。实际上,量刑建议在实践中也遭遇到部分法官因审判权受到制约普遍反对、检察机关短期无法适应、律师的辩护空间受限、控辩平等为基础的协商模式短期内得不到受害人的认可、被追诉人的上诉权得不到保障等问题,通过明确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标准、配备不同的律师制度、建构协商性司法的应用场景以及加强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的监督等方法更好的完善量刑建议,以促进量刑建议的合理性。

认罪认罚案件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法理反思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适用,确定刑量刑建议备受争议。基于规范分析与实务考量,确定刑量刑建议中的“确定刑”是指确定的主刑而不包括确定的附加刑、缓刑。确定刑量刑建议不等同于精准刑量刑建议。确定刑量刑建议应有严格的案件适用范围。受到考核指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形成、调整与采纳领域,存在控辩协商色彩淡薄、违背司法责任制、“明显不当”标准模糊、当事人诉讼权利受损、加剧法官案卷依赖程度等若干问题,亟待法学界予以关注。为此,应当遵循科学务实的应对之策,包括但不限于健全确定刑量刑建议运行体系、平衡确定刑量刑建议中的权责关系、优化确定刑量刑建议考核指标、培养协商性司法理念社会氛围等。

检察官视角下确定刑量刑建议实务问题探析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确认了确定刑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刑事诉讼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给控、辩、审三方都带来了挑战。确定刑量刑建议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缺乏明确量刑标准、量刑裁量范围过宽,检察官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能力有待提高,控辩双方就量刑建议达成一致难度增加,部分法官一定程度上抵触与不理解等困难。针对这些问题,应合理制定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工作目标,分阶段、分案件类型实施;通过培训学习、应用智能量刑辅助系统,提高、强化检察官的量刑能力与协商能力;与法院系统和法官进行充分沟通,争取法官正确认识确定刑量刑建议,给予充分尊重;研究出台更为精细、规范的量刑方法和量刑标准,增强量刑过程的精准化和透明度。

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精准化的检视与改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建立在协商性司法理论基础之上的。量刑建议的提出需要协商,因而控辩审各方会产生博弈关系。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展望理论”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和采纳进行博弈分析,发现法检博弈使得认罪认罚案件的程序和结果受到超出案件本身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控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追求的价值有所偏离。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法检博弈给办案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弱化量刑建议的司法效力,检视检察机关不合理的业绩考评激励方式,构建法官参与量刑协商的常态化机制,使得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的关注点回归到案件本身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

我国绝对确定法定刑立法模式的历史考证及其现代意蕴

我国传统立法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立法模式,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刑名涵摄力低,难以应对现实中案件的复杂性,司法实践中有时会遭遇"罪有正条,刑无正条"的量刑困境。我国传统法律设置了比附制度,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立法模式的配套制度,增强了法律的适用性。同时,比附的适用带来了司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的问题,我国古代在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与威慑机制方面建立了相关的配套制度,通过对权力运用的合理规范与程序的严格过滤,使得司法官的裁判权能够得到制度性约束,同时又能保障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落实,彰显了刑事裁断的规范性与灵活性,这能够为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如何适度约束法官的自由量刑权提供智识上的资源。

论剥夺政治权利刑的不确定性

犯罪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法律规定是否公平、合理?剥夺政治权利刑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确定刑,但当它在司法实践中和具体的罪行结合起来运用时,却变成了不确定刑,形成了立法上的表面确定和司法上的实际不确定的局面。

责任主义视角下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困境与突围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推开,确定刑量刑建议成为决定认罪认罚案件办理成功与否的"最后一公里"。但在司法实务中,确定刑量刑建议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量刑基础理论应用不足妨害刑罚公正性、确定刑量刑建议内容失衡妨害刑罚统一性、适用形式化现象严重等。为此,建议从责任主义出发重构量刑建议基础理论应用规则、加强量刑规范化依据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推行更具合理性的量刑步骤、保障量刑建议实质化、提升检察官量刑能力、转变控诉权力越界理念、实现量刑合力协作等,进一步提升确定刑量刑建议的适用成效。

论绝对确定的死刑及其替代措施

1997年刑法典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死刑,即刑法第239条绑架罪和刑法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但是,结合刑法第49条对于未成年人和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他们如果犯绝对的死罪,应该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立法上缺乏一个制度上的规定,即死刑的替代和变易措施。因此,如果不废除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必须修改刑法第49条,予以完善。

认罪认罚案件确定刑量刑建议规范化探析

确定刑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与法院裁判权并不冲突。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量刑指导意见不完善,检察机关与侦查及审判机关缺乏有效沟通,控辩双方协商不足以及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可从转变司法理念、修订完善量刑标准、加强沟通衔接、充分发挥大数据智能辅助系统的作用以及完善控辩协商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规范化。

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进路

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生的协商性、高效性、公正性特征相匹配,具备正当性基础。认罪认罚案件以类型性简单案件为主的结构特征、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经验积累、司法实践的效果验证,为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提供了现实基础。为保障确定刑量刑建议价值、作用的有效实现,应当循序扩大确定刑量刑建议适用范围,加强检法合作,规范量刑建议程序,探索完善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工作的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下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关问题研究

随着司法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量刑建议的价值及重要性不断凸显。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适用中,存在对量刑建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刻、量刑规范不够明确和具体、提出量刑建议的积极性不高、对作出量刑建议的量刑证据重视不够、量刑协商机制透明度不足以及量刑建议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经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如提高确定刑量刑建议重要性认识,完善量刑指导意见等规定,加强审前引导和审查把关工作,完善量刑建议的协商和说理机制,保障值班律师提供有效帮助,建立与法院沟通协调机制,提升检察官量刑建议的能力和水平等,通过做好确定刑量刑建议工作,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应尽可能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十三条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机关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积极性和自愿程度,从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预期效果的实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确定刑量刑建议工作思考与研究

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并不断发展,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工作在检察机关的重大意义也愈发凸显。然而实践中,如何细化其基本内容,如何把握其价值,如何改进这些问题使确定刑量刑建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究。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路径探析

随着最高检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的推进,确定刑量刑建议被正式规定下来。但实践中控辩双方地位不对等、检察官队伍能力欠缺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在制度推行中量刑建议提出与采纳环节的混乱,加剧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矛盾冲突。对此,可以尝试根据案件的轻重程度分别适用确定刑与幅度刑量刑建议,进而逐步推进量刑精准化制度改革。